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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28 06:00:00

[特稿]非洲紅土地 發聲達人的呼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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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iros Khalid(57歲):「村裡需要更多醫生應診。」

Jairos Khalid(57歲):「村裡需要更多醫生應診。」

[特稿]我們從香港連轉機坐了二十小時,到達坦桑尼亞三蘭港,再轉乘一星期只有兩航班的內陸機,飛了兩小時到達西部邊陲一小鎮,再坐五小時吉甫車,穿越非洲中部紅土高原,幾百里路塵土,地廣人稀。
這裏的村落,沒有電力、沒有柏油路、家中沒有自來水、學校沒有足夠老師。
但村民有智能電話。
文:區家麟、圖:高仲明 / 樂施會義務攝影師

問到中學生們的願望是甚麼?他們答:「我們希望有一塊完整的黑板。」他們用黑板時要避開黑板上的破洞,阻礙學習進度。

問到中學生們的願望是甚麼?他們答:「我們希望有一塊完整的黑板。」他們用黑板時要避開黑板上的破洞,阻礙學習進度。

這個中午,村民開交流會,分享如何用社交網絡爭取權益,督促官員辦事。午餐很簡單,每人獲發田間斬來的兩條蔗,本人獲發一碌。一路滿口蔗渣、毫不專業地咬蔗,一路和樂施會負責這項目的Joseph聊天;聊了大半小時,我忽然驚覺:「你是負責人,幹嗎只顧和我聊天,不需要引導村民討論嗎?」開展了項目大半年的Joseph解釋,他們懂得自己討論:「你是公民,你要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
我喜歡這種態度。
「改變可以即時看見!」Joseph談到這個「發聲達人」計劃時,眼睛發亮。
如何「即時改變」?在坦桑尼亞西北邊疆的村民雀躍地告訴我們「成功爭取」故事,他們直接發訊息到臉書與推特,tag了遠在千里的總統或相關部長帳號。奇迹出現了,他們向國家建設部門投訴村外泥路失修,公路有大洞,部長迅即回應,修路隊一星期後就出現;他們申訴這地區的診所只有一位護士,反映過後,四個月後就增加到三位;他們向教育部長投訴村校課室不足,幾個月後,一幢新課室就建好!
村民帶我們去參觀學校,果然,一幢小小的新平房校舍已建好;不過課室設施仍然不夠,兩個小學生擠坐一張凳、共用一桌,親密得很。
我們問一位小學生的願望,她說,想要一塊沒有洞的黑板。看看他們課室的黑板,大大小小坑洞,有如隕石襲地球。
村民說,中央政府其實預撥了各項經費,但往往是中層官員貪污,又或有人辦事不力,他們直接向部長投訴,還tag了中下層各級官員,官僚就不敢怠慢。村民上一回爭取了校舍,現在繼續爭取各種設施,及政府承諾過的老師名額。
不同的國家地區,都有捐款建校舍計劃,很多都失敗告終,校舍硬件有了,但沒有足夠師資;老師培訓了,但他們不願到偏遠地區任教;終於老師到任了,但老師懶惰缺課,都是第三世界常見現象,是有錢建校舍也無力轉乾坤的因由。
問題不會一天解決,助人建校舍買硬件,只是一時,助人關注社區,自己問題自己解決,才是一世。很多時問題並非資源不足,而是資源如何分配,活躍公民明白自己的權利,自發關注社群並據理力爭,這種援助才能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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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phine Ntimba(58歲):「旱季時,我們要面對缺水。希望我們村裡能有較穩定的食水供應。」

Josephine Ntimba(58歲):「旱季時,我們要面對缺水。希望我們村裡能有較穩定的食水供應。」

讓他們表達自己
樂施會在坦桑尼亞這項目,培訓村民成為 ‘animator’,姑且譯作「發聲達人」;animator字面意義是動畫製作人,畫筆下的人物沒有聲音,是製作人「激活」他們,讓他們表達自己。
一位大媽發聲達人說:「以往任何事情只能在村會議上投訴,說完,就完了,無下文。」現在,縱使網絡不算快,但總算能接通天地,對村民來說,簡直是跳過幾重衙門,跨過幾千里土地,直通天庭。
社交媒體眾聲喧嘩,現代城市人要發聲,乃簡單不過的事。但坦桑尼亞偏遠地區的農民,從未接觸互聯網,不是因為網絡未覆蓋,而是他們沒有錢。樂施會提供智能電話,資助上網費,從如何啟動電話開始教導,教他們操作方式、教他們上網、發帖程序。
Joseph說,村民最初不明白自己的權利,也自覺是一介草民:「他們會覺得,嘿,總統?部長?我們是甚麼人啊?能直接同他們對話?」
他們還設計了應用程式,集齊政府文件,例如寫得美好的憲法條文如何保障你權利、政府的施政承諾與公共服務標準如何早已白紙黑字寫明,讓村民有根有據地提出訴求,也令官員理屈辭窮必須行動。
當然,坦桑尼亞今天的政治環境也有助「發聲達人」得償所願。在任總統馬古富利,不喜歡他的人稱他為獨裁者,但他痛恨慵懶及貪污官僚,鐵腕震懾公務員,嚴打逃稅企業,回應基層國民需要,甚得窮人歡心,故各級官員接到發聲達人的訴求,多數不敢不回應。
我奇怪,全國很多人有智能電話,人人網上申訴,官員怎會有空回應,又怎能立即調撥資源滿足需求?Joseph謂,他們的「發聲達人」項目屬先行者,暫時會如此有組織發聲的偏遠地區農民絕少,官員自然刮目相看,較認真對待。
這些年在網絡浮沉,大家都明白社交媒體是雙刃劍,既能賦權發聲,也是對立分化假新聞的溫床。Joseph說,智能電話雖然由個別村民持有,但發帖投訴前,大夥兒要商討議題,先搜集足夠證據,還會斟酌用字,避免言辭過激。過程中,關注社區的活躍公民組織成形,也培育了認識自身權利、重視共識又敢於發聲的文化。
在這些遙遠村落,智能電話就是權力,由於發聲達人「做到嘢」,擔當了轉達投訴反映意見的角色,新興意見領袖冒起,衝擊了傳統族長的權威,他們揭露貪污,也令基層官員尷尬。Joseph說,他們常與族長和基層官員解釋溝通,讓他們知道我們同坐一條船。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在《經濟與自由》(Development as Freedom)一書中談扶貧策略,多番強調不應視受助者為等待救援、「動彈不得的病人」,而應重視每個個體的能耐,促成他們自助,締造改變。畢竟每個成年人都要為自己的福祉負責,也只有他們能為自己決定如何發揮自身的能力;機會多寡,取決於周遭的社會與政治環境,基層個體身處其中,有責任有能力為自己爭取。
坦桑尼亞是非洲少數穩定的民主政體,他們只需一些硬件、一些知識,自能發揮自身力量,參與其中,踏出改變第一步。
「我的夢想是,十年後,這裏每一條村落,都有自己的發聲達人。」Joseph說。
助人去自助,才能一了百了;但願有天人們都懂得為自己爭取,世上大部分志願組織,就可以樂得清閑。

身為社區「發聲達人」項目村民主席的Daud Elias(25歲):「我們需要開發青少年項目。」他同時也是中學的義務教師。在失業率高的坦桑尼亞,學校也欠缺資源聘請教師。

身為社區「發聲達人」項目村民主席的Daud Elias(25歲):「我們需要開發青少年項目。」他同時也是中學的義務教師。在失業率高的坦桑尼亞,學校也欠缺資源聘請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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