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不惜與國務卿蒂勒森(Tillerson)等閣員翻臉，就是為了發動國際貿易戰，結果由鋼鋁稅開始，一直到各式各樣的商品被列入徵收反傾銷稅或懲罰性關稅的名單內。不少金融分析員皆指出，在現今貿易扮演極其重要的國際社會中，採取保護主義定必造成兩敗俱傷局面。而他們最常舉的論證，必然是在1930年推行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很多人指出，此關稅法的引入成為惡化美國經濟大蕭條的主因，但事實又是否真的如此？
國際貿易戰未有緩和跡象。
當然我們不能否認的是，當年自從胡佛總統政府通過了此關稅法後，加拿大及歐洲諸國立刻採取了報復關稅措施，的確是大幅惡化了當時的國際貿易環境，然而構成當時美國經濟大蕭條的卻還有很多其他因素。
當年佛利民、凱因斯再加上海耶克這三位涵蓋各個經濟光譜的經濟學泰斗，都不認為保護主義是惡化經濟大蕭條的主因。佛利民認為大蕭條的出現是由於美國聯儲局在貨幣政策出現了重大錯誤：正當飽受購買力疲弱衝擊的市場需要大量資金以保持流動性之時，聯儲局卻反而將貨幣供應量減少了三成，而嚴重通縮及隨之而來的失業率高峰，則為其直接引致的結果。
凱因斯認為當時的政府因為憂慮過度欠債，只懂不斷緊縮開支，結果卻反而令市場與消費者對市場完全失去信心，這才是消費力崩潰的原因。凱因斯全力支持羅斯福新政(The New Deal)，因為只有政府大破慳囊，身先士卒大興土木，閒置的資金、人力和機械蘊含的生產潛力才能得到釋放。而為了彌補政府加大基建開支，徵收關稅作為收入來源，更被凱因斯認同為一種非常時期的措施。
至於海耶克則視經濟大蕭條是一種生產設施過量擴張、造成經濟過熱後，必然出現的一種景氣循環。他雖然反對政府進行任何干預，而應靜待景氣逐步回復正常，但海耶克從沒來未認為引入關稅是促成美國經濟大蕭條的原因。沒錯，自當年推行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通過後，美國的國際貿易額立刻下跌了66%，但這究竟有多少是由保護措施促成，而又有多少是由於全球經濟消費力疲弱所造成？
以古鑑今，特朗普所謂發動的貿易戰是否真會對經濟造成當年的大衰退，或許也是杞人憂天。首先和1930年代不同，美國經濟可是一片向好、失業率與通脹皆呈「雙低」，特朗普徵收關稅也是挾著如此天時地利才能壓下議會的反對聲音。所以經濟那怕只稍稍出現逆轉，這些保護措施都立刻都會被要求下架──就算特朗普堅持拒絕，國會也會轟他下台。
更何況，特朗普是真心重啟國際貿易保護主義，還是只作為談判籌碼也尚為未知之數──試想一個真心推行鎖國政策的美國總統，會持續對交易談判國表示尚有談判空間、甚至考慮重新加入TPP協定嗎？正如之前刊登的觀察文章〈歡迎來到狂人政治時代〉所言，特朗普隨時反口、完全視「誠信」如無物的外交手段，今天提出的關稅在明天收回不會令任何人意外。
貿易逆差並非重點
還有一點我們要留意，雖然特朗普開口埋口都是以貿易逆差作為發動中美貿易戰的理由，但其實美國國會不少議員所顧慮的，已不是入超問題，而是中國屢屢透過商業間諜竊取美國企業的高科技機密、以行政手段讓國內創新科技企業能無視知識產權肆意擴張、甚至打算以國家力量推動《中國製造2025》以求最終在高科技範疇超越德日而追趕美國，這才是真正的心腹大患。
目前的情況反而是，中國希望大幅增購美國商品以舒緩嚴重的出超問題，以避過美國各種貿易及關稅制裁、甚至撤銷對於中興通訊的制裁令，而特朗普似乎傾向接受。很多人以為中興制裁令是特朗普向中共發的狠招，但其實對中興違反美國禁令的調查甚至處置方案都是在奧巴馬時代已決定的，以特朗普對各種奧巴馬任期定下的政策皆極端反感的標準來看，他當然樂於以撤除禁令作為與中國的談判籌碼。
但包括民主共和兩黨在內的國會議員可不這樣想：他們認為若中國堅拒就《中國製造2025》及知識產權範疇上面作出妥協和讓步，那就算實施嚴厲的關稅措施也在所不惜：他們認為這是中國長期佔美國的「便宜」所在，而且在長遠而言更會令中美國力出現逆轉的「便宜」。而若以這種標準衡量的話，則因關稅而帶來的貿易損失，就變成值得付出的代價了。
在全球化自由貿易蓬勃的今天，究竟保護關稅是否有借屍還魂的必要？這其實牽涉到關稅的各種作用，以及國際形勢的考慮。只是若要把1930年代的情況和現在強行拉在一起比較，就肯定是比擬不倫了。
文：Henryporter(博客無神論者的巴別塔作者、面書：www.facebook.com/henryporterba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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