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共建政後的一貫外交思路，亞非拉(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是對外交往主軸。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三度出訪非洲；一九七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毛澤東說這是「非洲兄弟將我們抬進了聯合國」；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經濟凋蔽，卻出盡全力在非洲建設一條近二千公里的「坦贊鐵路」，某程度等於是送給坦桑尼亞及贊比亞兩國。因此，最近在廣州發生歧視非洲國家公民事件後，不少熟悉這段歷史的人都問：今天中國不需要非洲國家支持了嗎？
中國近代外交有一大部分是與亞非拉有關，當中非洲更是舉足輕重。中國加入聯合國的聯大第2758號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組織中的合法權利問題」，投下贊成票的七十六個國家，非洲國家佔了二十五個，是總數的三分一。今次在廣州被逐的非洲國家公民，包括尼日利亞人，當年在聯合國投票表決，尼日利亞是贊成的其中一國。
就算加入聯合國之後，中國與亞非拉的關係並無轉淡。一九七三年，北京舉行亞非拉乒乓球邀請賽，八十六個國家及地區參加，那是當時世界乒壇的大事。還記得曾經有一套中國郵電部為這次比賽發行的郵票，在搬家時幾本郵冊全部不知所終，很是可惜。
冷戰年代的共產國家很重視與非洲關係，六十年代初，蘇聯在莫斯科成立盧蒙巴大學，這所大學以剛果獨立後首任總理盧蒙巴命名，專門為非洲國家培訓人才。到了蘇聯解體後的一九九二年，才改名俄羅斯人民友誼大學。中國也在非洲留學生身上投入不少資源，一九九四年我去非洲採訪盧旺達大屠殺，就在毗鄰國家扎伊爾一個小鎮遇上講流利普通話的當地官員，一問之下，原來是北京師範大學畢業生。
廣州針對非洲國家公民的事件發生後，非洲聯盟主席召見中國大使表示不滿；個別國家如尼日利亞，議長亦召見中國大使，交涉過程更被放上網。這次事件看來未必可以迅速消弭影響，疫情過後，世界秩序勢必重組，非洲國家的支持對中國至關重要，畢竟去到聯合國，一國就是一票。此刻的中國外交部官員，恐怕是相當頭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