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不同角落，由數碼和智能化推動的社會創新已改變民間、商界和政府的關係，政府開放數據，市民可多理解和參與政策制訂。這不是「聽聽而已」的敷衍了事，南韓首爾市長就把10%財政預算留白，鼓勵市民參與，提出社區為本的新服務。在西班牙，政黨透過手機程式仔細聆聽人民聲音，不同議題的意見也可進行小型公投。這都是數碼化社會創新的例子。除了讓政府放權，與市民共創，更可推動共享經濟，例如有了carshare，大家能租車就不用再買車了。
香港仍是生意主導，我們想像的科技和創新，是為了商品化和賺錢，首要不一定是為了改善人的生活。在英國，社會創新者和科技人的跨越，出現了許多創新產品，聽說腦退化病人可戴上互動手錶，讓醫療團隊隨時測量心跳和情緒波動，也可實驗多元治療，如播放柔和音樂；當然也可確定病人行蹤，防止走失。社會創新不單由年輕人和創革者參與，大企業也紛紛加入，讓生意融入社會使命。可口可樂透過營銷網絡向窮鄉僻壤派送藥物，球鞋公司樂意回收舊波鞋，把舊鞋打碎升級，成為鋪設運動場的膠地板。愈來越多跨國企業就採購源頭作出承諾，使用公平產品，支持良心消費。
社會企業擁有盈利和社會的多條底線，美英已有相應公司框架回應這些既可賺錢也擁有強烈社會使命的公司，美國稱之為B公司，可獨立註冊和認證。世界各地已有不少大學推出「社會創新」碩士課程並就此新領域進行研究；公共智囊設計工作坊，讓跨界人士理解社會創新的流程，如何運用同理心想像多元方案；官員則推出創新的政策，例如法國政府推動城市內建築物的屋頂綠化，也倡議90/10的投資策略，即90%投資可以「利潤最大化」，但餘下一成可有社會使命和意義。
在社會創新領域，香港有社創基金，有中介機構，但仍未能推動跨界起動，商界支持，社會制度朝著公義的革新。也許這也是政改的壞影響吧：香港停滯不前的，何止政制改革，其實是整個社會的互相信任、創新向前。
周二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