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來，我感覺香港在向下滑，也同時看到了社會的新價值在辛苦經營和成長。下滑的不是金融樓市，大家都想樓價和租金跌，它卻不跌；下滑的，是許多香港人的心，在缺乏互信、推卸責任、麻木和自私中沉淪。
當香港的教育體系繼續商業化，我們發現大專副學士課程超收學生，連課室和老師也不足，不擇手段；私立大學的收生廣告則譁眾取寵，展示大學行政人員的「求其」和膚淺；而小學的掌權者，不用說了，把校譽凌駕人性，扭曲教育工作者的價值，完全匪夷所思。香港各行各業按指引做事，懼怕犯錯，以自保為前提。早前看到高鐵工程延誤，我心裡嘀咕，難道在高鐵地盤的前線工程師一直看不見？我相信他們知道，但機構不鼓勵下情上達，人人報喜不報憂，既然做事投入不會被稱讚，就做花生友好了。如此例子多不勝數，許多組織架構應有的同理心消失，擁有權力的人忘記「初衷」：老師的基本責任是保護孩子，這是與生俱來的價值，不用文憑和指引；專業人士應有承擔，努力提出解決問題的點子，就像沙士時期的醫生。
去年雨傘運動後，這城市更缺乏互信，管理者常以擔心「混亂」為名，過度管理。在書展的龍應台講座後，千多名讀者有秩序輪候簽書，但貿發局職員卻先把部分讀者圍在鐵馬陣內，繼而找來保安呼喝甚至半推著讀者，要他們走快點「不准停留」，簽書後馬上離開。
與此同時，我也認識了許多渴望改變的人。「教育大同」的家長認為教育應有選擇，不怕與校長和老師溝通；「綠腳丫讀書會」是以家長為主的面書群組，參與的數以千計家長出版繪本，帶小朋友在農田中閱讀，摒棄港孩式催谷教育。還有許多青年組成的關注和互助小組，在街頭辦講座，發動社區的共享經濟，聆聽長者的故事。
當自稱文化活動的書展以鐵馬招呼讀者時，我在更多家長和青年身上看到了重燃的「能做到can do香港精神」，大家願意為香港共創更美好的未來。而我也會盡一己綿力，促進這些社會新價值的成長，各位讀者願意參與的，請揮手。
文化拆局三年前開始，就以這個承諾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