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香港回歸25周年，憲制秩序朝向「一國兩制」整合性規範。
2022年5月8日，新選制下的香港新特首順利出爐。作為「唯一候選人」的李家超先生，到底是眾望所歸？還是香港民主的窄化甚至「武官化」？2022年3月30日，英國最終決定撤回現任法官在香港終審法院的任職，英國普通法不再「背書」香港法治。美國《香港自治法案》仍然高懸，制裁大棒亂舞。台灣當局以「今日香港，明日台灣」污名化「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懸空難為。烏克蘭戰爭催生的不是台灣和平回歸的強烈共識，而是台獨勢力和美國勢力的更危險勾結遊戲。
在香港回歸25周年之際，「一國兩制」到底是甚麼以及具有怎樣堅硬的內核？「一國兩制」如何為港澳台與海外「再認同」？香港民主與法治體系如何保障香港繁榮穩定？這些問題重回嚴肅思考的觀察人士和決策者心頭。理解「一國兩制」，至少需要從戰略、政策、法律和文化(全球化)四個基本層面加以分析與整合，才可得其全貌。
戰│略│層│面
「一國兩制」是國家和平統一與現代化建設的長期戰略。將「一國兩制」理解為一種戰略形態，這是有實踐根據的。在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戰略思考中，對於是否武力解決台灣問題以及是否即刻解放香港與澳門，是放在新中國立國框架以及世界體系範疇予以戰略性定位的：其一，國家統一的歷史任務；其二，現代化發展及溝通世界體系的條件問題。在新中國建國後的具體戰略考量下，對港澳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方針得以形成，而對台灣的「一綱四目」也具有了框架和導向。
這些形成於建國過程的戰略結晶，是理解「一國兩制」首先需要加以衡量的因子。是否收回以及實行何種制度，必須服從於國家統一與現代化的戰略大局，而不是服從於民族主義或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原則。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長期歷史進程中，「一國兩制」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及溝通世界體系的戰略創新，絕非任何教條體系的產物。
這一戰略來源於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統一的歷史責任感、對和平主義的規範性追求、對世界體系變遷規律的深刻理解和對現代化建設的長遠規劃。作為戰略的「一國兩制」屬於高層政治的合憲決斷，指導和支配著具體的政策和制度調整。在改革開放初期，港澳回歸而不是維持殖民統治現狀成了「新現實」，因為國家統一的時間性要求凸顯了，改革開放的平台升級要求也凸顯了。在新時代，「一國兩制」則需要對「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等國家頂層戰略作出新的獨特貢獻，承受新的戰略負擔與責任。缺失戰略思維和戰略眼光，就無法理解「一國兩制」的來源、高度和演變規律。
政│策│層│面
戰略確定之後，需要具體政策予以落實，而且政策需要因地制宜且有效支撐戰略目標。戰略高於政策，政策服務於戰略。戰略具有高度穩定性，政策具有相對靈活性。與戰略脫節或抵觸的政策必須及時予以修正或廢除。「一國兩制」的具體政策，在毛澤東時代體現為針對港澳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而針對台灣的「一綱四目」更加具體化且作為初步的談判方案予以主張。
在改革開放時代，「一國兩制」在政策上具體成形並體系化。經由鄧小平的具體設計和轉化，「一國兩制」在政策上呈現為對港「十二方針」以及對台的「葉九條」、「鄧六點」等具體政策條目。在改革開放的深化發展及新時代，又出現了港澳範疇的「融合發展」與涉台範疇的「江八點」、「胡四點」和「習五點」等政策框架。這些具體政策在「一國兩制」的不同發展時期存在較大的差異性和調整空間，比如涉港政策一度出現過中央放任自治的「井水不犯河水」取向，十八大以來則調整為中央積極作為的「全面管治權」取向及融合發展的一系列政策配置。
這些政策要點既是相關政治談判的基本立場和準則，也是回歸後具體治理的立法依據和制度指引，更是適應和支撐國家戰略需求的具體支點。
法│律│層│面
「一國兩制」面向的是具有法治認同和國際開放性的發達區域，其治理邏輯上需要體現法治原則，故「一國兩制」的有關戰略方針和具體政策條目需要落實為清晰的法律制度。這也是八二憲法第31條「特別行政區條款」的明確要求，是全面依法治國的規範指向。《中英聯合聲明》和《中葡聯合聲明》均有明文規定以基本法形式轉化有關政策內容並維持五十年不變。香港基本法是「一國兩制」法律化的第一個具體結晶，澳門基本法吸收了香港經驗又具有自身特色。但基本法並非孤立的「特區小憲法」，而是依據憲法制定的基本法律，基本法規範不足之處必須訴諸憲法，憲法有權對基本法作出調整和擴展。
在「一國兩制」框架下，香港保留普通法傳統，澳門保留葡式大陸法制度，但這些被保留的法律因素都被整合進憲法和基本法框架之中並不得與之相抵觸。港澳回歸均經歷過「法律適應化」，形成了基於回歸事實的法律體系轉換，而構成一種「新憲制秩序」。憲法與港澳基本法共同構成港澳特區的這一新憲制秩序，脫離憲法的基本法法理學及其司法實踐，是對「一國兩制」的規範性背離，其法治後果必然刺激中央管治權的合法而強勢的介入，從而引發香港具體憲制秩序朝向「一國兩制」整合性方向的規範演變。憲法與未來的台灣基本法也必然構成台灣回歸後具體治理的基本憲制秩序，這是我國憲法秩序和「一國兩制」內在法治化要求的必然結果。
法律與法治層面是「一國兩制」戰略、政策範疇有關規範性承諾、價值、機制和實踐因素的規則化沉澱，是「一國兩制」規範化和制度化發展的主要成果。必須在「一國兩制」範疇堅持法律至上和法治核心價值，才能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同時，「一國兩制」的法律與法治發展又必須適應國家戰略和政策的大局及大環境變遷，比如在粵港澳大灣區戰略下港澳法律和法治均有一定程度的適應性調整，這是「一國兩制」制度體系整體性演進的合理要求。
文│化│層│面 (全球化)
「一國兩制」在歷史文化淵源上與中國古典治理經驗及天下秩序思考有關，是「內含天下的中國」之大一統秩序的一個具體環節，同時又因對接當代世界體系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而具有現代化和全球化的關鍵面向。在民族復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時代，「一國兩制」的文化與全球化維度得以凸顯和焦點化。「一國兩制」是一種文化智慧和制度實驗，一端根植自身文明、道德理想與秩序願景，這種願景超越了民族國家的狹隘邊界和衝突本能，另一端則對接當代最為發達和作為「標準」的世界政治經濟體系，從而展現了這一概念和框架的文明論根基與全球化抱負。
在文化邏輯上，「一國兩制」開放包容，多元共存，與中國文化及秩序理性深度契合，與西方文化的二元對立及單調的鬥爭哲學相抗衡。在全球化邏輯上，「一國兩制」信奉和平與發展的核心價值觀與道德理想，拒斥冷戰文化規範和冷戰世界觀，反對全球化秩序中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是人類多元文明和政治模式和平相處、互惠發展的一種範式創新。「一國兩制」是應對和化解冷戰文化和冷戰世界體系的一種和平主義制度方案，也是國際社會解決類似問題與爭端的示範性方案，以和平發展為價值內涵對冷戰文化規範與制度體系加以道德批判和制度化競爭，給全世界展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包容性和競爭優勢，以及最終尋求兩個體系的長期和平相處之道。
這是「一國兩制」內含的「和平全球化」遠端理想，也是「一國兩制」探索人類政治文明新形態的獨特抱負和貢獻所在。正是在復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新全球化秩序)的意義上，「一國兩制」獲得了完整、飽滿、新穎而可持續的規範生命力與實踐創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