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自己追求的理念進行一場街頭勇武抗爭，繼而讓自己承受可能被起訴及被判刑之風險，值得嗎？這條問題沒有絕對的答案，每人的成長背景及個性造就不同的價值觀，對時世的判斷也不一，為這小城抗爭，有人覺得重要，有人不，但一般人的認知，感覺年輕人以乎較成年人熱血沸騰，更易作出衝動及無法挽回後果堪虞的言行，專門研究身心互動關係的生物心理學家 (biopsychologists)，卻可從生理發展的角度，解釋年輕人跟成年人莽撞傾向的差異。在人的大腦正常發展中，激勵勇於探險的區域發展早在青少年期已成熟了，而令人再三思量、理性分析、邏輯思維、控制衝動行為的前額葉 (prefrontal cortex) 卻要到約 25歲才成熟，因此即使遇到同一件令人氣難平的事，同一個人亦會隨年月增長，大腦算式的改變而反應不同，2016年農曆大年初一晚，面對警方的執法在場抗爭的人也許都同樣感到不合理和憤怒，但會以膠樽，磚頭等擲向警方反擊等較激烈的行為，對比年輕人，成年人會卻步的機率應該會大增，就如2014年發生的雨傘運動般，最初覺得啟動的時機已到的是學生，而提出佔領意念的成年人反而還在猶豫！
在一般情況下，被情緒控制，衝動冒險，行事失敗的機率是很大的，但筆者以為，凡事總是再三思量、理性分析、邏輯思維、又未必能真能推動社會重大的進步變革，所謂的奇蹟，很多時需要在不肯定會否成功，甚至勝算渺渺的歷險中發生，當日梁天琦選擇反擊警方，引來今天可能承受牢獄的苦難，看似不智及失敗，但今天並不是結算的日子，在歷史的長河中，失敗的教訓，往往是令人成長、變得更強更大的良機。
六四將至，多間大專院校學生會表明年輕人對六四有距離感，不會出席六四晚會，可是筆者作為一位70後的香港人，卻對29年前在國內學生及市民為全中國，包括香港人，所努力爭取及犧牲的仍然沒齒難忘，所以仍是會出席一年一度的晚會，而晚會以外生活的每一天，還是會略盡綿力把參與六四的學生及市民那份捨己無私爭取民主的精神傾注入我的教學及文字中，因此，當梁天琦說：「我只想確定，在放監時，不論是三年、五年、十年，都會有人在等待我。」筆者相信他的願望會成真，因為今日的年輕人對他應該不會如對八九六四的學生及市民般有距離，有良知的人成熟了，會明白若被刻骨銘心感動過，是一輩子的事，又豈會莽言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