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對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原創性貢獻

隨著香港區議會改革的基本完成，始於香港國安法的「一國兩制」2.0版的制度構造呈現出了初步的體系和價值。今年的七一，既是傳統的香港回歸日，也是香港國安法實施三周年紀念日，更是「愛國者治港」行政元年的收尾時刻，我們有必要從「一國兩制」真正的戰略與文明高度重新審視這一偉大的制度創造及其文明論意義。

總體上，「一國兩制」以其和平發展的核心價值觀在處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二元關係方面取得了突破，走出了新路，豐富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內涵與實踐樣式，對世界體系結構演變給出中國經驗和啟示，對人類文明新形態具有原創性貢獻。

從「一國兩制」的國家理性與港澳領域的具體實踐來看，其對人類政治文明新形態的具體探索和貢獻可以歸結為如下主要層面：

第一，和平主義的國家統一模式和國際爭端解決模式。「一國兩制」最基本的功能是解決領土和平回歸問題，是國家統一範疇的制度創新。從歷史上看，國家統一通常伴隨著激烈的戰爭和暴力，並在戰後形成長時段的衝突與對抗，非和平方式的國家統一是歷史的常態。對解決港澳與台灣問題，中央均有過軍事方案，但在戰略權衡與謀劃之後選擇了和平統一的主導方案，並將和平統一與整個國家的現代化發展相結合，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和平主義的國家統一理論和政策體系。在國家統一模式選定和平方案之後，涉及領土問題的國際爭端(港澳)或內戰爭端(台灣)之解決，都可以探索靈活的制度與政策安排，並進行充分的利益溝通與妥協，最終形成多方均可接受的共識方案。「一國兩制」的和平主義統一模式對國際上同類性質的國家統一或領土爭端處理產生了重要的啟發和影響，是對國家主權理論、地緣政治理論和世界體系理論的重要突破和修正，為人類和平發展提供了新路徑和新方案。

包含發展主義國家經濟理性與世界市場觀念

第二，發展主義的國家經濟理性與世界市場觀念。「一國兩制」統籌處理和平與發展問題。國家統一過程既是和平主義的領土回歸過程，也是以回歸領土的高度自治模式延續發展平台優勢並整合國家經濟體系、溝通世界市場的過程。以香港為例，無論是1984年的《中英聯合聲明》，還是1990年的《香港基本法》，均以香港現有制度及其國際角色保持不變為基本原則，其目的就在於以香港的繁榮穩定促成國家現代化的提速發展。以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自由貿易港及其一整套的資本主義發達經濟體系與管理制度為仲介和樞紐，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得以對接世界主流市場和主流知識體系，促成了自身經濟與治理體系的重大發展。「一國兩制」內含的發展主義國家經濟理性及世界市場觀念，是這一制度模式的理性內核，也是任何檢討與改革必須加以維護和促進的核心要素。

第三，法治主義的央地關係模式與高度自治制度體系。「和平」的價值在回歸談判中體現為和平過渡，在回歸後體現為法治秩序的穩定。「發展」的價值則體現為地方的持續性繁榮和國際經濟角色的創新活力。二者的結合形態，在港澳實踐中被概括為「繁榮穩定」。維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是「一國兩制」的基本目標，也是港澳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基本條件。維護這一基本目標與條件，就需要一種法治主義的憲制秩序安排。「一國兩制」採取的是國家授權模式下的高度自治憲制安排，在央地關係上既不是傳統的單一制，也不是西方的聯邦制，而是國家授權下的高度自治，這是一種新穎的地方自治憲制模式。通過憲法第31條的立法授權，全國人大制定了專門適用於特區的基本法，建構了特區的高度自治憲制秩序，亦即港澳回歸後確立的「新憲制秩序」。這一套高度自治制度體系保障了港澳的立法民主、行政主導和司法獨立，並分別延續了香港的普通法體系和澳門的大陸法體系，使港澳在回歸後的國際地位和優勢得以延續，並更好承擔港澳連通內地與世界市場的樞紐平台功能。

融合發展打破一國與兩制僵化阻隔

第四，愛國民主主義的選舉與管治原則及其制度演變規律。「一國兩制」要實現良政善治，必須確立制度的內在靈魂和管治邊界，防範本土極端勢力和外部干預勢力的顛覆和破壞。「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澳」就是「一國兩制」的制度靈魂。鄧小平在1980年代設計「一國兩制」制度體系並確立管治的大原則時，特別提出了「愛國者治港」的命題及「愛國者」的具體標準。香港社會的民主發展，長期以「愛國」為敵視對象，拒絕承擔國家安全義務，無節制勾結外部勢力危害國家安全，最終釀成2014年的非法佔中和2019年的修例風波，嚴重威脅「一國兩制」制度安全底線。中央審時度勢，回歸「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主動承擔「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發展責任，相繼引入香港國安法和新選舉法，從制度頂層保障國家安全和選舉安全，並以「愛國者治港」指導香港管治體系和社會治理體系的內在變革，為「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奠定堅實的制度基礎和社會政治基礎。愛國主義及「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為香港民主發展確立價值基礎和制度邊界，可規範性檢討和應對自治體系的內外風險，實現可持續的繁榮穩定，並探索出一條結合中西方民主合理要素與優勢、符合香港實際的港式「愛國民主」道路，從而對澳門治理、台灣方案甚至全球民主改良均有啟發意義。

第五，國家保障主義的中央管治權與融合發展模式。「一國兩制」的基礎和前提是「一國」，具體制度展開是「兩制」，二者之間是一個有機統一的制度整體。融合發展打破了兩制僵化阻隔，為「一國兩制」豐富發展提出了新命題和新空間。而2021年9月中央推出的「橫琴方案」與「前海方案」則是融合發展的具體引擎和抓手，2022年6月中央續推「南沙方案」是進一步的平衡與強化。融合發展是國家戰略所需，是港澳發展所需，是中國整合自身經濟體系並推進「一帶一路」發展和全球經濟治理的新槓桿，港澳必須在其中承擔重要的支點角色，以繼續釋放「一國兩制」的創新活力與發展紅利。融合發展不是走向「一國一制」，而是港澳與內地形成更好的發展基礎與產業優勢，為中國式現代化及新全球化注入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

堅持全球主義長期發展兼具反干預鬥爭

第六，全球主義的長期發展定位與反干預、反制裁的涉外法治鬥爭。「一國兩制」的和平發展價值內涵與民主法治制度體系，始終是在變動的世界體系中存續的。「一國兩制」是制度問題，是文化問題，更是世界體系問題。因此，「一國兩制」範疇就不僅僅是繁榮穩定的正面故事，以及融通世界資本和技術的發展故事，也必然要面對世界體系的內在矛盾性和鬥爭性。以香港為例，美西方勢力對「一國兩制」的承認與合作是有條件的，既要保障西方資本獲利，又要植入顛覆意圖及顏色革命的政治目標，前者是我們理解和接受的，後者則是要堅決鬥爭和排除的。我們對「一國兩制」既要堅持全球主義的長期發展定位，以香港制度平台的穩定性延續與全球市場的互聯互通，促進全球範圍和平發展的經濟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大聯合，又要具備底線思維和鬥爭思維，對美西方勢力的非法干預和制裁進行正當反制。香港國安法和新選舉法是中央合法行使全面管治權保護香港的正義行動，但卻引來了美西方勢力的干預和制裁。這種世界體系內的矛盾鬥爭還將長期存在甚至可能升級，需要我們在延續發展紅利的同時建立健全「一國兩制」的安全治理體系，以政治責任倫理和法治思維、法治方式維護「一國兩制」制度安全與良性運行。

總之，「一國兩制」以國家的頂層戰略與制度設計為基礎，以涉外談判與領土和平回歸為程序，以港澳高度自治為載體，以改革開放與融合發展為導向，以制度共存與良性互動為方法，以世界體系溝通與人類和平發展為依歸，聚焦回答了中國國家統一的和平模式與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發展模式如何創新突破的重大課題。隨著港澳「一國兩制」實踐積累豐富經驗、台灣方案接力前行，「一國兩制」對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及人類政治文明新形態的創新探索的重要意義、制度價值與要素貢獻將更加凸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