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星期前在倫敦看《解碼遊戲》(圖、劇照)。影片重現今天被尊為「電腦之父」的圖靈(Alan Turing)在二戰期間的傳奇成就，與他因性取向而蒙受污名、爾後猝逝的短暫生命。中段，看著螢幕上的圖靈把那台後來成功破譯納粹德國軍事密碼系統的機器喚作「Christopher」，以紀念他年少時的亡友與初戀，我心裡嘀咕，真肉麻。對圖靈生平一知半解的我，甚至懷疑這是否編導杜撰的情節。到影片尾段，定罪後被迫接受荷爾蒙治療的圖靈一臉憔悴，顫抖著說不能接受一旦被監禁，他的「Christopher」與長年心血會被奪去。如此煽情明顯是商業計算，圖靈木訥不擅社交的天才角色設計也未免太stereotyping；但我，還是感動了。
影片歌頌二戰時一群未為當時所知的unsung heroes——由每天工廠式紀錄截取情報資訊的低級文書人員，到圖靈領導的解碼專家團隊——他們的貢獻直至多年前，才隨著官方檔案解密而得以公開寫進史書。他們的努力成功令二戰提早結束，挽救千萬人性命，但影片中段團隊就應否將破譯情報轉發給軍方的兩難，不忘提醒我們功成之時萬骨已枯，在一場戰爭裡頭，所有生命都那樣微小。
圖靈的故事，銘刻了那種人人不求功名、只求傾盡一己才能救國救民的偉大，追念了其創新成就如何造福後世，同時體認一個特定時代的限制：那個年頭，再有才能智慧的女性如Joan Clarke都不能與男性平起平坐，圖靈忠於本性卻換來污名與迫害，你要仰望歷史軌跡裡的所謂進步，不能不感懷在我們之前的犧牲與不義，所以正因感恩當下，才要承先啟後追求公義，這個道理，大概是高談闊論黑奴等待百年方能投票的查史美倫、或是責怪青年沒經歷共產主義艱難的王卓祺教授所無法理解的。是故，當我在片末看到Joan勸慰圖靈道，不向庸常屈服的人方能成就超乎想像的不凡，我明明心知這段對白大概沒有其事，我還是忍不住流淚，因為史實殘酷，而後人需要圓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