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史觀是對大一統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的誤解

「落後就要挨打」，這是中國近現代史的基本民族意識和救亡共識，無數仁人志士為此奮鬥犧牲，推動中華民族從自在到自覺的偉大轉變與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質展開。但這種「落後」從何而來？何時開端？是否能夠通過尋找到「落後」的根源與病灶，徹底解決中國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難題？這些涉及中國史與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體系的關鍵問題，都與清朝作為一個「跨時代王朝」密切相關。這種跨時代性，一方面指向清朝作為中國歷史最後一個王朝的正統性及其歷史責任，另一方面又指向清朝作為中國由天下體系轉向條約體系的現代國家轉型的變法正當性與歷史遺產。這就使得圍繞清朝歷史正統性與合法性的學術和政治爭議持續成為海外中國史研究和中國自身歷史研究的熱題與難題。清朝歷史的複雜性在於貫穿了中國的古今中西之變，其合法性的法理糾纏在於大一統中國和民族國家範式的複雜穿越與雜糅對話。

受中國歷史上「華裔之辨」之正統論與西方民族主義思潮的複雜影響，對清朝的歷史研究與評價出現了兩種不同的史觀：1644史觀和1840史觀。我國官方史學和憲法序言的歷史觀採行的是1840史觀，強調西方殖民侵略是中國近現代落後挨打的關鍵因素，中華民族由此自強奮鬥，從自在走向自覺，實行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建立了新中國，開啟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紀元。這一史觀對清朝歷史予以包容性理解和定位，將其作為中國古代王朝秩序更替與中華民族共同體凝聚發展的重要環節，是中國史與中華民族發展史的內在組成部分，而不是異族政權和中國落後的歸責對象。但1644史觀與之對立，以「明亡清興」的這一關鍵時間節點作為中國史的近代開端，側重從異族統治、民族歧視、閉關鎖國等多方面將中國落後的歷史責任歸於清朝，對以大一統和中華民族共同體為歷史敘事框架的1840史觀進行挑戰和修正，凸顯一種「反清復明」式的漢民族本位史觀和漢民族主義。1644史觀具有情緒化和片面性的特徵，易於在中國史與中華民族共同體內部造成漢族與非漢族的二元對立，也不能客觀評價清朝對中國大一統與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歷史貢獻，更可能為外部勢力干預破壞中華民族團結進步與偉大復興所利用。

1644史觀錯誤的根本在於對明清易代解釋上陷入了「華夷之辨」的簡單套用和西方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的理論窠臼。對明清易代的歷史理解與合法性評價，應當放在中華文明與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長期歷史進程與法理邏輯中進行。

第1，明清易代屬於中國古代王朝秩序更替的正常歷史現象，是中國「歷史周期律」的表現。在中國歷史上，少數民族取代漢族成為中國政權統治者並非個例，滿清入關之前有蒙元滅亡南宋，之前還有五胡入華等，這些歷史事件屬於中國古代王朝的秩序更替，是「歷史周期律」在起作用，其根本原因在於漢族王朝的內在腐敗。1944年郭沫若發表《甲申三百年祭》，就是對明亡清興之際李自成政權失敗的個案檢討，1945年毛澤東與黃炎培的「窯洞對」更是對中國古代史的王朝周期律進行了深刻的反思與總結。「歷史周期律」是中國古代文化與政治體制的自身局限性，正好彰顯了中華民族走向現代化的必要性與必然性。1644史觀錯誤歸責，也誤解了「歷史周期律」。

第2，清朝入關與治理總體上符合大一統和中華民族共同體發展的根本利益，對民族團結與國家統一作出了積極的歷史貢獻。在我國歷史與民族發展過程中，「華夷之辨」是很有影響力的思想，但不能簡單套用，特別是不能歸入現代民族主義的民族主體固化邏輯，否則根本無法理解中華文化的多元一體性與中國作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憲制形成邏輯。1644史觀傾向於將漢族作為固化的正統性民族，將其他少數民族作為異族，對明清易代做漢民族本位的負面批判性敘事與評價。這裡忽視了大一統秩序中「華」與「夷」的文化本質與互變競爭性，即便是漢族政權，如果失了民心，也就不能維持大一統地位了，而處身於「夷」的少數民族政權如果更加努力地認同與實踐中華文化，則可能具備挑戰與構建新的大一統王朝的政治能力。從明亡清興的基本史實，以及清朝入關及其治理的總體表現來看，清朝能夠明確尊奉儒學與中華文化正統，團結各族維護邊疆安全並推動經濟發展，促進各族交往交流交融，基本底定中國現代疆域版圖並實現了空前的大一統。清朝在構建統一多民族國家方面具有突出的歷史貢獻，典型如削平三藩、收復臺灣、經略西北、平定西藏等，並有效反擊了內部的民族分裂勢力和外部干預勢力，積極維護了民族團結與國家統一。

1644史觀錯誤的根本在於對明清易代解釋上陷入了「華夷之辨」的簡單套用和西方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的理論窠臼。

第3，凸顯明清對立的1644史觀容易被西方錯誤史觀和西方民族主義、民族國家理論所利用，不利於國家統一和民族復興。1644史觀的漢民族本位凸顯，強調清朝的異族屬性和對中國近代落後的完全責任，這在理論上是片面的，在歷史評價上是不客觀、不公正的。1644史觀過於凸顯明清對立和漢族與非漢族的對立，缺乏對中國歷史與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整體觀，也缺乏對西方錯誤史觀和西方民族主義、民族國家理論的反思警惕。近代以來，為肢解中國歷史與中華民族的整體性和統一性，日本曾在學術上竭力炮製「滿蒙非中國」論，製造中華民族內部之漢族與少數民族的歷史和政治對立，從而為分裂中國的政治圖謀服務。抗戰期間顧頡剛和費孝通著名的「中華民族是一個」的爭論就與此有關，而最終他們都走向了對中華民族整體性與統一性的堅守。同時，西方涉及中國史與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錯誤史觀特別是「新清史」、「內亞史觀」等也都凸顯少數民族、遊牧文明等與漢民族、農業文明的對立衝突，從而試圖解構中華文明與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統一性。而西方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理論也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和認同造成解構效應，「一族一國」式的民族國家模型根本不符合中國史和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真實和憲制法理。1644史觀因其情緒化和片面化特徵，理論建構上存在顯著缺陷，對上述錯誤史觀及西方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理論之局限性、破壞性缺乏洞察和反思。

第4，清朝的跨時代性及晚清現代化的努力，對中華民族從自在到自覺的偉大轉變及現代中國的構建有積極意義，是中國古今中西之變的關鍵轉型。清朝不僅是中國最後一個王朝，還是跨越古代封建社會與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跨越性王朝。清朝歷史可簡要地區分為前兩百年(1644—1840)和後七十年(1840—1911)，前者的社會性質是古代封建社會，清朝統治者通過政治一統和文化傳承基本完成了作為大一統新王朝的構建，總體上促進了中國各民族的團結凝聚，後者的社會性質是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大一統秩序及天下體系遭受西方殖民主義侵略和衝擊並逐步瓦解，晚清政權與社會不得不開啟適應西方民族國家與條約國際法秩序的救亡圖存，晚清現代化由此揭開帷幕。1644史觀局限於明清對立和清朝歷史責任，忽視清朝的跨時代性與晚清現代化的積極努力，不能提供對清朝歷史與合法性的公正解釋。晚清七十年中，儘管清朝政府同樣陷入了中國古代王朝的「歷史周期律」及政治腐敗、經濟停滯和社會矛盾高發的亂局，但一方面仍能勉力堅持維護主權和疆域完整，特別是左宗棠收復新疆等，而另一方面則以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探索救亡圖存的變革道路。儘管晚清現代化總體上歸於失敗，改良最終讓步於革命，但其政治和文化遺產仍有合理之處，並構成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歷史基礎。中華民族在晚清時段歷經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處於古今中西之變的激蕩洪流之中，與同時段各非西方民族所遭受之殖民苦難與抗爭奮鬥之表現相比，絕不遜色，反而更加自覺和團結凝聚，走出了一條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1644史觀無法客觀全面解釋這一切歷史變遷，但1840史觀可以為中國古今中西之變與中華民族現代自覺提供較為合理的解釋。

綜上，浸淫於「華夷之變」的簡單套用和西方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理論的窠臼，受刺激並放大於網路文化空間的所謂1644史觀，並不符合中華文明與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真實和憲制法理，無法有效解釋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與中國的統一多民族國家屬性，並可能被西方錯誤史觀和西方民族主義利用。這表明，中國歷史的豐富性與張力性，特別是中國古代王朝更替的歷史周期律以及大一統與正統之間的史觀與合法性問題，仍須以中華民族共同體基本史觀和理論方法進行深入研究並運用於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實踐之中，同時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與各種受西方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理論影響的錯誤史觀之間的長期對話與鬥爭仍將持續下去。對1644史觀的學術與政治辨析及批評，就屬於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體系構建的重要課題與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