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教授形容港區國安法，是中央向香港人提出新的社會契約，雖然陳的老師孔傑榮(Jerome A. Cohen)提出異議，但中共撕毀舊有的社會契約，是殆無疑問的事實。而明顯地，香港人正在適應這份「香港再回歸」的新社會契約，有人清除社交平台留言紀錄、有人轉用保密性更高的通訊軟件，至於拒絕簽這份新契約的，就加快辦移民手續。近日在網絡洗版的「我真係好鍾L鍾意香港」，或許正是這個調適過程的情緒反彈。
和一位傳媒前輩飲茶時，他慨嘆由八十年代香港人逐漸建立的「香港是我家」意識，經過主權移交後一連串事件的摧殘，至今年港區國安法的訂立，已倒退回到六、七十年代的「難民心態」，香港人只視這片土地是逃離中共的跳板，香港不再是家，而是辦公室和酒店，即純粹「搵錢」的地方，一切東西明買明賣，別再講甚麼長遠規劃，總之賺夠錢之後，田雞過河，各有各撐。主權移交以後這二十三年，與其說是一段盲婚啞嫁下的家暴故事，毋寧說是香港幾代人的政治學習過程，由抱怨施政的零三年五十萬人上街，到普選落閘引發攬炒意味濃厚的佔領中環，再到撕破臉皮國安立法，香港人學懂了要求中共讓步，答案就是更嚴厲的管制。
黃子華在1997年棟篤笑《秋前算賬》中，對六四事件作出的概括，今天重溫，原來也是對香港命運的絕佳總結：「在一段強弱懸殊的關係裡，強方向弱方讓了一次步，後果不堪設想……實際要求些甚麼，是其次，最重要是你夠膽提出要求，已有反黨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