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黃毓民向梁振英掟杯案後，又一宗是建基於「事實」判斷，原審被裁定有罪，上訴階段經詳細分析後，推翻原審裁決，判上訴得直案件。
所說的是「道具銀紙」案。上訴人為製作公司東主兼道具領班，在他管有的公司寫字樓內，被搜出21箱，每張面值一千元的「道具銀紙」，因沒有按有關法例申請許可被判罪。
上訴理據，包括原審裁判法官沒有親自檢查每一張「道具銀紙」，只倚靠專家證人所提證供，更沒有充分考慮「道具銀紙」與真鈔不同之處。
由於有關控罪，涉案的「流通紙幣偽製品」(所謂偽鈔)，必須有足夠相似程度，致使有關偽鈔在合理程度上可冒充為流通紙幣。換句話說，即相似度之高，足夠以假亂真，因此有上段所述上訴爭議。
不過，由於從裁判法院上訴至高等法院案件，屬重審性質，因此處理上的法官，只需親自檢視一下，便足以彌補原審時的所謂漏失。
真正脫罪關鍵，反而在於，究竟上訴人在沒有親眼見過有關「偽鈔」前提下(這前提被原審法官接納，惟上訴法官似有保留)，可否因為其他原因，包括有關電影的導演要求高；有關「偽鈔」被保留下來(縱使數量大、寫字樓地方有限)，一定是因為仿真度高、有保留價值等等，足以在毫無疑點下，裁定上訴人知道或相信，涉案「道具銀紙」有足夠仿真度構成所謂偽鈔。
判罪、脫罪，僅此一線之隔而矣。難怪不少市民可能會覺得，官字真的是兩個口，法官判案，先由心出發，大腦所作理性分析及判斷，只是取捨及表述操作，當然還需有專業修飾技巧。
至於更令電影業界關注，有關政策、條例及執法是否合理，會否窒礙電影製作及業界發展，應否更酌情寬容對待，則不是、更不應是法院判案責任。不過，從法理上判決上訴得直，法官在情理上已或多或少表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