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初夏的北京青年民主運動，曾經喚起中國人民對中國民主改革的希望，大家一度以為：毛澤東過身後，中國不但在經濟上引入了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市場經濟；更會在政治上也引入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民主政制。
然而，當時中共最高掌權人鄧小平一念之差，錯信以李鵬為首的保守派，犧牲了以趙紫陽為首的改革派，其結果不單只導致留守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遭到血腥的鎮壓，更令到之後二十多年中國的政制發展停滯不前，實在令人痛心。
鄧小平這個決定真可謂為了黨的利益犧牲了自己。中共作為統治機器，當然不想退出歷史舞台。但鄧小平作為黨員以外，還有一個人的身份。他是否應該從非共產黨員的角度，考慮一下自己為歷史所作的選擇？究竟他這個選擇，是推動了人類的進步，還是拖了人類的後腿。
按照馬克思的說法，政黨遲早會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落台是政黨的必然命運。因此，無論鄧小平怎樣為黨作出犧牲—不惜放棄個人的聲譽，都改變不了中共最終要落台的命運。
人類的進步，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個人的物質生活日漸不受自然環境的限制，其二是個人的社會生活逐漸擺脫社會制度的宿命。
隨著科技的進步，人不分晝夜都可以活動，不分遠近都可以溝通，不用終日勞碌都可以衣食無憂；人類的物質生活日漸不受自然環境制約。隨著生產力的上升，個人已不用依附家族也可以獨立生存，個人的自我意識自然愈來愈強。人於是日益重視個人的權利，希望透過參與社會的管治，以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運。89年北京青年人的政治訴求，恰恰就是中國物質生活改善後，人民的自然反應。
可惜，鄧小平在中國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並未有順應年青人的合理訴求，而是懷疑黨內有人勾結外國勢力企圖奪權，因而選擇用高壓手段對進步力量加以鎮壓，最終釀成六四天安門事件。
歷史就是這麼弔詭；沒有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中國人民的物質生活不可能這麼快得到這麼大的改善；但亦因為鄧小平選擇放棄趙紫陽的路線，令中國的民主發展被迫中途叫停，令這二十多年來的中國政治改革無法寸進。
鄧小平本可以成為中國中興的偉人，但他的這項選擇卻令自己在歷史上的聲譽蒙上了洗刷不掉的污點。他令中國共產黨從此與社會的進步力量對立起來，亦令香港的回歸徒具形式。這個代價已非純粹的經濟增長可以補償。
中共的領導人快要換屆了，新的領導人應該重新思考，怎樣才可以甩掉六四的包袱，讓中國的政制發展，得以追上中國的經濟發展。這樣中國人民才會對前景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