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梁卓偉教授說：「做防疫及公眾衛生，特別在嚴峻疫情執行政策時，只可基於科學；任何其他考慮，包括政治考慮，一定要摒棄。」
梁教授這段話，是以一位醫學專家的身份說的。不過，梁教授曾先後擔任過特區政府的副局長和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他應該知道，任何公共政策的制訂，不可能只講科學、不講政治，防疫政策也不例外。
要講科學 也要講政治
特區政府在過去兩個多月陸續推出的防疫措施，包括出入境限制、強制隔離檢疫、停止學校上課、管制飲食業和其他服務行業的營運、關閉娛樂場所、限制社交聚會等，都是為了防止疫情擴散。每項措施都帶有社會和經濟代價，政府在決定推出時，都要考慮它的必要性、有效性和「相稱性」(即措施對個人和社會的影響是否與效益相稱)；這就是政治考慮。
政治考慮也離不開科學：在評估某項措施的必要性和有效性的時候，必須以科學為基礎。可是，對於防疫措施，尤其是當疫症的源頭是科學家仍所知不多的「新型」病毒，科學不可能對所有問題提供肯定的答案。開始時，「新冠」病毒會否人傳人，專家們也沒弄清楚；其後，病毒會否從空氣傳播、可以傳多遠、附在不同物料上可以存活多久、會否通過消化道傳染、受感染的病人潛伏期有多長、受感染後不同階段有多強的傳染性等問題，專家們都是在疫情發展的過程中逐步形成較一致的看法，當中仍有不少不確定性。
既然科學未能解答所有疑難，從保障大眾健康安全出發，防疫措施便要寧緊勿鬆。例如戴口罩是否可以有效防止病毒傳播，各地的專家至今莫衷一是。但即使「戴口罩、防染病」未經科學實驗證明，出於安全考慮，仍是戴比不戴好；問題是如果人人要戴，口罩即供不應求。這是為甚麼很多地方不肯「一刀切」規定人人要戴。
其他防疫政策也有同樣問題：從衛生安全考慮，出入境人流越少越好；社交聚會越少越好；社交距離越遠越好。但每一種限制，對個人和社會都造成妨礙；各種限制要嚴厲到甚麼程度，才算在「有效」和「相稱」之間取得平衡，沒有科學的、客觀的標準，要由決策者作出政治選擇。
疫情之下 政府民望升
疫情肆虐，各地民眾都要求政府有效抗疫，同時也比較容易接受因抗疫而對個人施加的限制。這對政治人物既是挑戰，也是機遇。上星期有報道說，多個國家的民選領袖，包括美國特朗普、英國約翰遜、意大利孔特、德國默克爾、法國馬克龍、南韓文在寅等，在疫情爆發期間，民望都明顯上升，儘管他們的國家疫情十分嚴重(他們有些自己也染了病)，也儘管他們領導的政府抗疫表現備受批評。這些民選領袖，都掌握跟民眾溝通的技巧；他們幾乎天天發表公開講話，向民眾報告抗疫形勢，並且在民眾面前展現果斷、可靠的形象。
跟大多數國家和地區比較，香港防控「新冠」疫情的工作是做得很不錯的。但是，親自領導抗疫的行政長官，民望卻未見上升。這除了部分歸咎於去年下半年「反修例」風波對她的打擊外，也是由於特區政府的決策和公眾溝通的能力不足所致。
過去兩個多月，有關疫情的權威消息，不是來自行政長官或其他政府官員，而是來自幾位專家。專家們發表的對疫情的評估，都是十分嚴峻的；他們多次警告，如果不採取果斷措施切斷病毒的傳播鏈，社區將有大爆發，醫護系統將告淪陷，後果不可收拾。
訊息混亂 決策慢幾拍
但政府陸續公布的政策措施，給人的印象是跟專家提出的嚴峻警告有很大落差，被批評為「擠牙膏」、「慢幾拍」，絕對不是行政長官經常自詡的「迅速應變」。以過去兩個星期為例：3月23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舉行記者會，宣布採取進一步加強防疫抗疫的措施，其中包括建議立法禁止酒吧賣酒以減少社交接觸風險。這消息來得突然，竟然連行政會議也有幾個成員公開表示反對。幾天後，3月27日，林鄭又舉行記者會，說「禁酒令」不搞了，宣布從翌日下午6時起關閉6種場所，包括遊戲機中心、浴室、電影院等，但不包括明顯屬於高危的卡拉OK。殊不知第二天便出了個卡拉OK感染群組，於是又幾天後，4月1日下午，政府突然刊憲，將包括卡拉OK在內的另6種場所列入《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下午3時生效；這些場所全部以為要立即關閉，狼狽不堪；但當天下午6時，政府又澄清，只是卡拉OK、麻雀館及夜總會要在當天6時關閉，其餘3類場所只需做好防疫措施。這些混亂訊息，怎能不叫社會怨聲四起？
人們不禁有這樣的疑問：「禁酒令」這樣的主意是怎樣想出來的？哪些場所要關閉、何時關閉，是怎樣決定的？行政長官不是隆重其事地宣布，「抗疫督導委員會暨指揮中心」是由她親自領導、有專家當顧問、有各政府部門大力支援的嗎？她不是一再強調，當前整個政府的精力都放在防疫工作上嗎？政府最高層的決策水平，怎可能是人們見到的這個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