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為大時代獻身的，都是小人物。
一個平民女子，閒時愛讀茅盾的書。職業，是中文老師。弱質纖纖，平日不用擔不用抬，工餘愛抱小白兔跟男朋友在山坡滾草地，本來就是如此平凡而幸福。然後，我城淪陷，為了自救，豁出去，走上最前線。
老媽呢？畢生只願與女兒相伴，每天吃一口安樂茶飯。然後，女兒加入了情報組，她擔心死了，但沒說一句話，只是催促女兒吃東西，因為吃飽才有氣力殺敵。阻止女兒？她說不出口，唯有自己做埋一份，幫手送情報。
女流之輩、老人家、還有小男孩、小女孩，其實都是弱勢社群，卻在一個大時代參與了最危險的游擊工作。沒有想過死了怎辦，又或者反過來，根本不打算活着回去。
日本人問表面投敵、實則忍辱負重的香港人，明月幾時有的「幾時」，跟「何時」有甚麼分別？香港人從平仄、語法，給了一個不會敗露情感的解釋。但觀眾如我，憑感覺去體會，只覺這一問，實在悲涼。何時，是你知道某些東西會來，只是不知道何時來。幾時嘛，卻是你連它會不會來都不肯定，只能盼星星盼明月般盼它歸來。
淪陷歲月中，我們就是如此盼了三年零八個月，終於看見隧道的盡頭。前設是，別在之前死掉。電影的副題是——但願人長久。在太平盛世，此話何其附庸風雅，在亂世卻是最真實的期盼與祝福。當劉黑仔給方蘭一個最後的擁抱，他說，其實我們能如此道別，已經很好。戰火中，太多的永別，都是沒有一聲再見的。
故事裡的老媽，身先士卒，堅持不連累人，令我想起電影《十年》裡那個自焚的婆婆。此時與彼時之香港，各有難處。其實，我們都需要反覆詠吟，戲裡各人掛在嘴邊的一句：勝利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