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我參與了一個模擬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是我在倫敦修讀的全球能源與氣候政策課程的課堂活動之一。每個國家或聯盟由兩位同學代表，分別角色扮演環保與能源政策部長，事前須作研究撰寫一篇政策立場書，評估不同談判結果的影響與合適策略。我被分派代表小島嶼國家聯盟(AOSIS)，亦即四十多個首當其衝面對水位上升威脅的小島國，大部分位於太平洋與非洲一帶。大會開始前，我與同組同學認為島國有條件採取最進取的策略(這亦符合現實中的過程談判取態)，爭取最強硬的減排目標，與最多的發達國家資助。我們事前亦與代表「最不發達國家」聯盟(LDC)的同學結為盟友，交流彼此相近的政策立場與談判策略。
但沒有甚麼比一個模擬談判，更讓人體會實力懸殊對國際談判的先決影響。經過整整一天的模擬大會與多邊談判環節，我和組員明白由於中美兩國堅持反對，爭取嚴格的法定減排目標並不可行，於是很快就放棄了擬定的積極策略，改為集中技術細節，爭取更具針對性的技術支援與財政資助。現實中，AOSIS多年來一直爭取一個具保險性質的「Loss & Damage」的基金，專門用於保障島國面對沉沒所造成的損失，例如重建與遷徙等；發展中國家亦爭取在發展再生能源所需的技術轉移與支援，以盡快落實低碳經濟轉型。但活動其間，代表美國與巴西等大國的組別就反對成立「Loss & Damage」的基金，認為再另行增加他們的財政負擔並不可取。在多邊環節上，我們除了尋找盟友，也會試探其他國家的底線與政策考慮，務求在大會上爭取上風，推進更有利自己的談判方向。
僅花兩個星期去準備一個持續兩載的國際談判，可能看似兒戲，這卻是理解各國取態、思考課堂理論與實踐局限的最佳方法。期望香港的大學課堂，也能引入這類活動，加深對全球事務的認識。周五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