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的立法會換屆選舉，非建制派會贏得過半數議席嗎？機會不大，但有可能。
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立法會議席，非建制派過去歷屆所佔的比例在51.4%至63.3%之間。由於採用的是比例代表制，這比例會相對穩定，不可能像去年11月的區議會選舉那樣出現顛覆性的變化。去年區議會選舉投票率超過七成；幾乎所有分析都認為選民是按政治考慮投票的。可以相信，建制與非建制兩個陣營在9月立法會直選的得票比例，跟上次區議會選舉相若，即大約是40%比60%。如果兩個陣營贏得議席的數目也是這個比例，在35個直選議席中，非建制派將佔了21席。
攻防主戰場 在功能團體
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35個議席，非建制派在2016年換屆選舉裡贏了11席，這11個議席今年9月極可能繼續落在非建制派手裡。另外，由於非建制派佔了區議會大多數議席，區議員互選產生的「區議會(第一)功能界別」立法會議席，將首次由非建制派奪得。即是說，非建制派已穩佔12個功能團體議席；假如有多3個功能議席給他們攻佔，非建制派便成為立法會裡的多數派。
建制派和非建制派雙方都知道，建制派能否在下一屆立法會裡守住多數優勢，關鍵在於能否保住各個原來屬於建制派的功能議席。大家都看到，當中有幾個「高危」議席，很有可能被非建制派奪去。這幾個功能議席的選舉成為雙方攻防戰的主戰場。
建制派當然會盡力去打9月的選戰，可是有些影響選舉結果的因素，不是靠參選人和助選團隊的努力，甚至靠整個建制陣營的力量，可以改變的。譬如去年的區議會選舉，建制陣營在鞏固支持票方面所做的工作是有效的：大多數建制派候選人得票都比過去增加了。但他們無法改變近六成選民在反修例風波中對政府產生的強烈不滿；這些選民都跑出來投政府和建制派的反對票，建制派候選人便一個個「高票落敗」。
政府民望低 劣勢難扭轉
反修例的社會矛盾未曾解決，又爆發了「新冠」肺炎疫情。在疫情面前，建制派都希望特區政府應對得宜，領導社會齊心抗疫，讓人們看到政府想市民所想、急市民所急，贏回市民對政府的信任。可惜事與願違，疫情爆發以來，政府的民望不升反跌，市民的怨氣更甚於反修例期間。眼見支持政府成為負資產，準備9月參選的建制派人物，紛紛加入批評政府的行列，要和政府劃清界線，但這只會進一步削弱政府的管治能力，對建制派的選情有害無益。
在疫情下，公眾示威集會被迫偃旗息鼓。可以預見，像2003年遇上「沙士」一樣，疫情一過，人們都樂意跑到街上，反政府力量勢必重振旗鼓組織遊行示威，規模和聲勢很可能超過「沙士」後的「七一大遊行」，這將成為非建制派立法會候選人最有力的助選活動。面對這可以預見的惡劣形勢，建制派似乎無計可施。
把所有可以影響選舉結果的因素考慮在內，對非建制派今年9月的選舉成績可作這樣的估計：分區直選，他們會取得19至21席；功能團體選舉，他們很可能取得13至14席，但也有機會再多取1至2席。由此推算，非建制派在下屆立法會成為多數派的可能性不算很高，但絕對不能排除。
變天有可能 須作好準備
基於這樣的估計，建制派陣營、特區政府以至中央政府必須有兩手準備：一方面盡力爭取立法會不致在9月「變天」，另一方面要為萬一真的「變天」作好打算。
對於建制派，立法會一旦變了天，他們便要調整心態，扮演少數派的角色；這難度還不算太大，特別是有了區議會變天的經驗。處境困難得多的是特區政府：政府從來沒有跟一個佔了立法會多數的反對派合作的經驗。變了天的區議會，已令政府頭痛不已；而政府不能用對待區議會的方法對待立法會：區議會要調查社會事件，要求政府官員出席答問，官員可以拒絕；立法會行使法定權力傳召官員出席聆訊，官員不出席就是犯法。區議會開會，出席的官員不滿會議內容，可以拉隊離場；如果出席立法會會議的官員也這樣做，政府向立法會提交的法案和議案便休想獲得通過。
建制派一直被看作特區政府理所當然的政治盟友，「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是他們的天職。當反對派控制了立法會，政府施政不能只靠建制派護航的時候，政府——包括行政長官、主要官員和公務員——跟反對派之間、政府跟建制派之間的關係，可能發生複雜微妙的變化。怎樣防止這些變化對特區的管治模式和政治生態帶來不利於長治久安的影響，須及早研究。
至於中央政府要處理的問題是：如果實踐證明，《基本法》規定的政治體制不能保證「行政主導」，不能保證「港人治港以愛國者為主體」，有甚麼補救辦法？「一國兩制」應該怎樣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