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初許智峯現身丹麥時，還實牙實齒地稱是被邀出席一個環保會議。他所屬的民主黨，亦堅持說他只是去開會，並非準備逃亡。可見在黨友的心目中，逃亡並非一件光彩的事情；而許智峯的處境亦未惡劣到，令黨友覺得他已到了非逃亡不可的境地。起碼予他保釋的法官，亦不認為他有逃亡的必要。
香港的反對派把去年的反修例運動升格為一場時代革命。我曾公開提出疑問，香港的客觀環境已到了全無自由，民不聊生的境地嗎？在這樣的環境下發動「革命」有機會成功嗎？但反對派質疑我的用心不良，旨在削弱「革命」的動力。他們加入「革命」是受到道德的呼喚，所以不會斤斤計較成功的機會有幾多。他們似乎相信，只要他們萬眾一心，全力以赴，「革命」一定可以成功。
以他們當時的氣概，我真的以為，他們已作了犧牲的準備，所以才表現得這樣無畏無懼。想不到許智峯只是幾單官司纏身，就急不及待要潛逃海外，把當初「革命」的目標，忘得一乾二淨。
其實，許智峯的官司並不嚴重，判得重也不過三幾年；判得輕的話，坐幾個月就可以繼續在香港社會展開活動。於革命者而言，坐牢只是小兒科；如果革命者連這少許苦難也不肯去面對，他們憑甚麼要香港人放棄原先平靜的生活，去跟他們轟轟烈烈地幹「革命」呢？
可知道，在每一場革命中，人民都要付出極大的代價；革命者怎可以一時性起，就不管有沒有成功的機會，就拉人民落水；但一遇到危險，自己就一走了之，叫人民自己去面對他們搞出來的爛攤子。許智峯有得走，其他以他為榜樣，走到前線挑釁建制的人都有得走嗎？他們可能給許智峯累到連保釋候審的機會也失去呢！
許智峯雖談不上是革命領袖，但也在去年的社會運動中跑得很前，而且做得比人出位，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他不可能不知道所謂「違法達義」是有後果的，他為甚麼仍要選擇這樣做呢？我能想到的可能性只有三個：
一. 他的確只是一個「政治巨嬰」，只會長年紀，不會長智慧；所以他做的時候會不顧後果，一遇麻煩，也會不顧後果地逃亡，掉下香港不管。需知革命只能在本地進行，逃到外國怎樣發聲都很難在本土起大作用。
二. 他可能是北京的特務，把社會運動激烈化的目的，是要加速推動香港的反對力量走上一條絕路，令運動早日結束，無以為繼。
三. 他是外國勢力派來香港的特務，他發動革命的目標純在於搞亂香港，至於革命後會取得甚麼成果，他們就毫不在乎。所以他在一走了之後，也可以毫無愧疚！
像許智峯這樣的人在香港還有很多，香港人要認清他們的面目，在下次有機會投票時知所取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