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官上任三把火,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前後撩起了多少火頭已再不能數清,當中最惹人注目的當然是限制7個穆斯林國家國民的入境禁令。
禁令實施當日,機場一片混亂,有5歲小孩被入境官員以手扣「歡迎」,有人上街示威或到機場聲援,西雅圖的法院旋即頒令暫緩執行入境禁令,而矽谷科網企業巨頭更出錢出力聯手反對這項禁令。
科網巨頭帶頭作政治表態並不常見,不過,科網公司裡有很多非美國籍的高技術員工卻是事實,當中有不少來自受禁令影響的7個國家,是以他們對入境禁令恨之入骨不難理解。加上不少科網企業的創辦人本身也是移民或移民的後裔(如Steve Jobs的父親便是敘利亞的移民),他們的出錢出力反對禁令便變得順理成章了。
這次入境禁令對美國的科研發展最終有多大影響?我們或者可以反過來問:大熔爐的科研發展到底有多少受惠於新移民?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可以打開美國地圖,看看那裡較多新移民,然後看看那些多移民聚居的地區其科研發展,是否要比其他少移民聚居的地區要好。從數據看,我們不難發現較多新移民的地區(如美國矽谷)的科研發展的確比其他少移民聚居的地區好,當然我們要小心當中的因果關係其實不易釐清。
我們亦可以從歷史上看兩者的關係,在新移民因為政治原因大量湧入(或被迫走)的時期,美國科研的發展變好還是變壞。二次大戰提供了一個這樣的「自然實驗」(natural experiment):話說二次大戰時,德國除了將大量猶太人關進集中營外,亦把不少猶太人趕離歐洲並移居美國,當中不少更是在各領域頂尖的科學家,其後更有不少人獲諾貝爾獎(2007年經濟學諾獎得主之一Leo Hurwicz亦是當時從歐洲逃到美國的科學家之一)。
有研究發現,當時猶太裔科學家的湧入令美國的專利註冊數字增加最少30%!有趣的是,這30%有大部分可不是源於那些猶太裔科學家自身的科研工作,而是透過他們在與同僚合作或指導研究生中,間接地提高其美國同事和學生的科研生產力的成果,從而使America Great Again!
特朗普的入境禁令會否有相反作用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我一位在美國名校任教的伊朗裔師弟妹(夫婦),現在卻要面對著回國探望患病母親(然後不能再回美)和留在美國之中作一個不可能的選擇。
作者為維克森林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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