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經濟今非昔比港版規劃適可而止

特首在上星期，以及財政司長陳茂波昨日在網誌中提到，香港應積極考慮制定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的本地藍圖，坊間隨即出現一些議論，擔心香港是否要走向「社會主義模式的計劃經濟」。這種擔憂，其實是將今日中國的規劃體制，與過往的指令經濟混為一談，亦忽略了香港自身長期以來在發展過程中，其實從未缺少過政府的規劃與引導。政府必須謹守本分，適可而止，重點在於引導市場、提供基建與制度配套，而非以行政指令取代市場判斷，或過度投放公共資源扭曲市場運作。

回顧國家的五年規劃，其本質歷經三次深刻轉變，早已不是當年的模樣。最初的「五年計劃」確是蘇聯式計劃經濟的產物，中央定下具體的鋼鐵、糧食產量指標，層層下達執行，直接管理資源分配。改革開放是分水嶺。自「六五」計劃起，指令性指標逐步減少，市場空間不斷擴大。到「十一五」時，名稱正式從「計劃」改為「規劃」，這不僅是字眼之變，更是職能之變。今天的五年規劃，核心是「戰略引導」。它不再規定企業生產多少、如何生產，而是明確國家未來五年的發展方向、重點領域和重大項目，主要通過預期性指標、政策信號和公共資源配置，來引導市場主體和地方政府。這種「共識凝聚」與「方向指引」相結合的模式，既能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長處，又保障了市場的活力與效率，被視為中國過去幾十年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制度支撐之一。國家在這套已被證明成功的模式下，只會不斷完善，絕無可能倒退到僵化的舊計劃經濟時代。

事實上，政府主導制定長遠發展藍圖，在香港歷史上司空見慣，於港英時期麥理浩爵士推出的「十年建屋計劃」，它系統地解決了當時迫在眉睫的住房問題，奠定了今日公營房屋體系。回歸後，從房屋、教育到創新科技，不同政策範疇都不乏策略性文件。就在日前，運輸及物流局亦公布了《運輸策略藍圖》。這些都是政府在一定層面上的規劃與主導，目的是解決市場本身難以處理的問題，或為社會經濟發展提供清晰的框架與路徑。

值得細察的是，香港在國家規劃中的角色定位，本身也在演變與聚焦。在「十四五」規劃中，中央明確支持香港建設「八大中心」，目標相對全面。而到了正在醞釀的「十五五」規劃，從已透露的訊息看，似乎更強調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乃至「超級增值人」的角色，並要求香港更主動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那麼，「更主動融入」的界線何在？這正是問題的核心，也是一個需要拿捏分寸的「程度」問題。健康的規劃，應是政府搭台、市場唱戲。政府負責完善法治、提供優質基建、消除市場障礙、投資基礎科研、保障社會民生；而具體的投資、經營、創新活動，則應交由企業和市場力量主導。有輿論擔憂規劃會導致政府「強制指導」企業，甚至全面接管資源分配，這在當前香港的現實條件與制度背景下，無異於杞人憂天，也是一種聳人聽聞的陰謀論。陳茂波司長的網誌亦明確指出，規劃重點在於「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並「營造更佳的營商環境」。

香港要成功融入國家大局，目前必須保持自身的獨特優勢。普通法制度、資金資訊自由流通、簡單低稅制、高效的市場監管、與國際接軌的專業服務，乃至社會的多元與活力，這些都是香港成為「超級聯繫人」的根基，也一直受到《基本法》的保障。任何規劃，若損及這些核心價值，便是捨本逐末。因此，所謂「港版規劃」，其精髓應在於「適可而止」，規劃才能真正成為促進發展的助力，而非束縛活力的枷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