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香港政府在控煙政策上的力度，無論從公共衛生還是財政手段來看，都呈現出一種令人費解的「超現實感」。我們若以博弈論的角度去觀察，會發現政府正陷入一個自我構建的政策陷阱——當手段(加煙稅)已經完全背離了初衷(減低吸煙率)時，整套治理邏輯便開始崩塌。
根據畢馬威亞太區消費品零售行業主管Anson Bailey早前於《2026香港公共財政論壇》發布的報告顯示，當政府於2023年大幅加煙稅31.5%後，每日吸煙人口僅微跌了 0.7%。而2023年及2024年累計加煙稅73.5%後，換來的只是完稅煙銷售暴跌48.1%，及非法私煙銷量激增265%至近12億支。
這反映了一個宏觀架構上的誤判，高成本未能抑制消費，「剛性需求」及「市場替代」使吸煙者沒有消失，而是被推向「地下化」。
更令人擔憂的是，報告提到政府2024年的煙稅收入較2022年減少了32.4%(約26億港元)，而非法貿易卻大幅膨脹，其實即是香港在為非正規經濟提供「補貼」。這在「大戰略」層面是極其不智的。政府在試圖展示其治理決心的同時，卻意外地侵蝕了庫房，而這種「擠出效應」同時也削弱了政府的治理效能。
醫務衛生局長盧寵茂近日稱2025年的吸煙數據「仍在調查中」，這或許亦釋放出一個關鍵信號，即短期內缺乏進一步加稅的數據支撐與合理性。
我一直強調的「中間路線」的智慧，在於如何平衡理想與現實：目前這種單一維度的加稅壓迫，已經觸及了邊際回報遞減的臨界點。當完稅煙標籤制度尚未準備就緒，世衛(WHO)所謂「75%煙稅佔比」指標瀕臨破產，當政策誘發的大規模違法行為(36%的私煙市場份額)成為常態時，政策確實需要盡快調整。
政府或許需要一次「範式轉移」——承認單純的經濟懲罰無法解決深層次社會習氣，政府應避免過度干預所導致的市場畸形，才是更具戰略眼光的治理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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