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在〈香港需要有一個高層次 但貼地的土地大辯論〉一文曾提及，黃遠輝雖然對土地大辯論的各種資料倒背如流，其本人亦對各種土地選項持開放態度，但他那過於依賴技術官僚設計「離地」問卷、執著於細節選項而非大方向的決擇，結果只造成各說各話。隨著「東大嶼填海項目」出爐，各方人馬亦已跳出選項取捨而進入「供應」與「分配」的兩陣對決，而這也是一個好機會打破一直以來各種政策迷思。
就連黃遠輝也曾在某座談會表示，供求定律只是一樣簡單用圖表展示的東西；相對政府政策也被某些經濟學者以為用簡單經濟學原理，就能作出解讀甚至批評。例如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助理講師阮穎嫻就曾撰文指〈新居屋增禁售期意義不大〉，因為在買入居屋之後的第二年開始，居屋業主已可以免補地價方式轉售予綠表戶或「白居二」；而且「增加折扣及增加禁售期的效果是二手居屋供應更少，降低市場效率。」
然而這位經濟學者沒有想到的是，若套用她的邏輯，那為何不連本來五年的禁售期也乾脆去掉呢？居屋如果能在購入後立刻補地價及轉售，那很容易預期必然會吸引大量炒家加入抽籤行列。延長禁售期至十年，除了以增加居屋單位轉售的繁複程度，好減低抽居屋以作投資炒賣用途的意欲，即使居屋業主仍能自第三年起轉售至綠白第二市場，至少購買者仍為政府指定「受助範圍」以內的人士，和純粹公開轉售意義完全不同。
再者，阮穎嫻批評加添轉售限制只令居屋業主更不願出售單位，從而令資源調配更無效率，卻忘記了政府以非價格的方式分配資源開始，無效率是必然結果。例如我們根本不可能保證所有公屋戶都是最切身需要政府援助的人，而居屋究竟有多少真為安居而多少處心積慮轉售圖利，也是無從得知──若真要效率至上，由一開始不搞公營房屋，一切由市場主導就可以了！既然無效率是公營房屋的必然之惡，那我們只能兩害取其輕，包括加添各種轉售障礙以阻嚇炒家／投資者加入抽居屋行列以減少濫用機制人數；甚至如〈不應再存在世上的白表居屋〉一文所言，乾脆停止興建中籤率低至等閒七八十年才有可能抽到、猶如幸運抽獎的居屋，全數撥為興建綠置居及公屋，以滿足最迫切的低下層需求可能還更實際。
經濟學者過份簡化政策背後的複雜含義，反觀最近幾位地理系教授和環保團體，都不約而同批評政府以至土地大辯論都忽視了土地長遠規劃。他們認為假若規劃不完善，就算移山填海增加土地供應也不會解決房屋問題，此即為「規劃迷思」。
當然在香港的確有因為規劃不善而浪費土地使用率的情況，例如原居民的丁地。然而這班「規劃派」說的卻是另一回事：他們在各個公開場合都反覆提著要將香港規劃成「宜居城市」，並以將軍澳和天水圍作例子，認為擠逼的居住環境、太過集中公營房屋卻欠缺社區設施都是規劃混亂的惡果。
「供應派」不反對嘗試任何規劃
有效規劃以令土地使用效率是一回事；作良好規劃以提升生活質素卻是另一回事。認為增加土地供應才能解決問題的「供應派」，其實並不反對任何良好規劃的嘗試，然而一個以「宜居」為目標的城市規劃，所需要的卻是空間。為何低密度住宅多為豪宅？因為其地積比率低；為何住在將軍澳的環團人士會覺得生活局促？因為它是以盡量增加居住密度、提升建屋量的前設規劃而成的；為何天水圍會是「悲情城市」？因為天水圍北不斷增加規劃以外的公屋單位，以至中層與中下層人口比例失衡。
可惜的是，「分配派」和「規劃派」卻無視要「宜居」必先增加土地供應的現實。他們一邊極力反對東大嶼擴大填海規模大量興建公屋重現「悲情城市」，另一方面卻認為粉嶺哥爾夫球場可密集式全數興建公屋，參照面積相若的荃灣市中心建成容納30萬人口的新城市，亦完全無視附近的交通配套設施是否能夠負荷。本土研究社最近又對1200公頃多加質疑，認為根本毋須多撥「康樂及消閒設施包括體育、藝術、文化和文娛活動場所」用地，又認為既然住屋需求如此迫切，骨灰龕位就理應作犧牲──最後因而得出「香港土地供應綽綽有餘」的結論來。似乎在他們的眼中，土地就如SimCity一樣可以隨意堆疊而無視環境特性和交通問題，就好像流傳多年的那個笑話一般：只要一個德州，就能完全容納全地球的人口了，而且居住密度還要比紐約還低呢！
何人都有自由擁抱自己的立場，但大前提卻是要搞清楚自己堅信的是甚麼。在這場土地大辯論的最後直路，上至特首下至KOL，最重要的不是如何讓自己的信念成為最多人支持一方，而是重新檢視推論是否有粗疏矛盾之處，和以堂堂正正的態度回應各方的質疑，這才是對社會最有益的方向。
文：Henryporter(博客無神論者的巴別塔作者、面書：www.facebook.com/henryporterbab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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