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天鴿,澳門各部門左支右絀,惹來各方批評自是意料中事。但在來自香港的大量評論中,卻可明顯看到一股恨意:一股對九千元的恨意。他們會認為澳門人多年來能拿到澳門政府的派錢,代價就是默許政府疏於管治;昨天澳門人拿了香港人拿不到的九千元,今天才要承受如此的人命傷亡──所以時事評論員曾志豪才會說,「這些錢是給澳門人的帛金」。但在此要問,風災的人命傷亡真箇是接受派錢代價嗎?
要說澳門派錢的代價可以分為兩種,一種為經濟學上的,另一種係政治上的,我們先談前者。經濟學代價講「機會成本」,換言之若澳門政府把原本用於改善民生事務的收入拿去派錢,以至沒有資源搞好防災措施,因此蒙受巨大的金錢和人命損失的話,這就是派錢的經濟代價。可是若我們攤開澳門政府的財政收支,你會發覺目前財政儲備在2017年6月底為止已達4,780億澳門元,而在扣除萬一出現經濟困難時期應急開支的「基本儲備」1,279.5億後,能隨時自由動用的「超額開支」還有3,501.1億;而且還不要忘了在過去三年,澳門每年財政盈餘分別是353億、292億和279億,而這經已包括每年派錢60億左右的開──澳門不但沒有「派晒啲錢」,反倒是愈派愈多。
那究竟要讓澳門有一個比較好的防災設施究竟要花多少錢呢?以香港渠務工程作為參考,2007至2012期間香港政府分別在港島西、荔枝角、荃灣興建三條雨水排放隧道,總開支約60億;而目前渠務署每年就有關雨水排放的工程施工、管理、維修保養的總開支大概5.1億左右。先不論香港無論在人口與城市規模上都要比澳門大,開支不能直接類比,即使是如此數目亦足以承擔有餘;所以說因為「沒搞好防災措施就是澳門政府派光了錢的代價」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事實上澳門政府在各種建設上也絕不手軟:例如澳門大學橫琴校區建造費超過100億、澳門輕軌系統開支即將超過150億、氹仔客運碼頭建造費超過38億,每年基本營運開支過億……甚至連一般經常性開支也是持續增加,由2012年的404億增加至今年的700億,5年間增幅達70%。所以我們真正要問的問題從來都不是派錢,而是為何澳門政府既有錢又肯花錢,偏偏又不願意花在最基本的防災建設上?
其實這也不是不能解釋的,因為中國大陸即使一線城市至目前仍難免水患頻仍,就是因為欠缺搞好渠務工程的動力。要知道興建地下水道是最吃力不討好的一回事,支出高昂之餘興建時間往往長達三五七年。最大問題卻是只有當十年一遇、二十年一遇的水災來臨時市民才能充分感受到它的作用──那時候都不知道當政的是誰了。既然如此,倒不如興建大學校園、輕軌鐵路、碼頭這些之類容易吹噓建成後願景的形象工程,至少說起話來也漂亮一點。
派錢也有政治成本
此外,前文我們提到了有關派錢除了經濟學談及的成本,也有所謂政治成本,就是所謂「澳門人被派錢麻痺了心靈,讓他們組織不成有效的反對力量監察政府,而風災的損失就是市民接受羈糜的惡果」,這個時事評論員吳志森常掛在口邊的說法,亦明顯有兩個邏輯謬誤。首先,派錢必須是一個壞政策而導致了「民心渙散」,這說法才能成立;但正如前面所說,派錢並無因此令澳門政府缺乏資金進行各種防災措施,反而能有效進行財富再分配。換個比喻,假若澳門政府突然投放大量資源提升醫療水準和降低收費而導致民意上升,結果反而「漠視」了防災而導致多人死傷,難道你又要譴責澳門政府「麻痺市民心靈」了嗎?
其次我要反問,就算澳門政府不派九千元,難道澳門人就能累積起足夠力量監察政府了嗎?也不要說澳門了,香港的反對派,對於不民主的政府又能產生多少制約?香港政府已沒派錢多年,然而為何我們的生活卻不見改善?就算近年監察最「有效」的鉛水事件,不單沒有任何官員要承擔責任,罪魁禍首的兩間承建商瑞安和中國建築甚至在短短一年禁標期後馬上中標,試問監察力量何在?
若真要說澳門和香港的最大分野,大概是由港英時期繼承而來的優良管治傳統與官僚體系,讓渠務這種不起眼的工程範疇不致被忽略,但這卻和反對力量沒有甚麼關係。反過來澳門在回歸後卻和中共愈走愈近,不單止管治思維與中共政府近似,就連對其的依賴程度亦有增無減:既然財政儲備投資不如理想,就乾脆將當中一千億撥予廣東省政府代為投資;既然有了南方電網填補了發電的空隙,就把自身興建發電廠的計劃一直拖著,不去想過度依賴某種買電方式的問題,連港燈建議的方案都拒絕,這才是真正問題所在。
然而有一樣東西,港澳之間卻愈來愈似,就是雙方政府都以龐大的財政盈餘「不能持久、要積穀防饑」為由,不停囤積儲備,最後卻浪費在各種大白象工程與其超支費上。如今澳門遭逢不幸,一眾網民與時事評論員卻無視如此現實,反一股腦兒將責任推在派錢身上──究竟這九千元,還是再承受多少罪名?
文:Henryporter(博客無神論者的巴別塔作者、面書:www.facebook.com/henryporterbab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