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國際關係新聞記者William Dobson於2013年出版了暢銷書《獨裁者的進化》(圖)，紀錄了自阿拉伯之春、委內瑞拉、俄羅斯、烏克蘭、塞爾維亞等抗爭運動的情況，之後此書提倡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爭路線幾乎成為了金科玉律。甚至連最近香港發生的一連串抗爭運動，多數學者時事評論與員仍然依此框架分析。然而諷刺是《獨裁者的進化》的主題本身就是提醒抗爭者，獨裁者將會因應世界潮流而作出進化，在此書出版6年後的今天，獨裁者豈會甘心就範，而不作出再進一步的進化？
其實不止William Dobson，不少評論都愛用「混合式政體」、「競爭性威權」這些名詞來形容目前非民主政體的潮流。簡單來說，就是近代不少的獨裁者開始發現，假若要以一套完全禁止市民自由、不容任何民主成分存在的「封閉式威權」管治，那無止境監視和打壓的行政成本實在太高了。而且人民若在政治上受太大壓迫，也會限制了他們的創新、消費意欲等對經濟的有利因素，對於國家發展亦有負面影響。所以在權衡輕重後，不少專制政權最終都選擇局部開放民主選舉、容許某種程度的資訊和網絡流通，甚至容許批評政府的新聞和言論自由。
獨裁者進化轉型很快就嘗到了好處。他們發現有限度的自由民主不但有效降低了人民的不滿，同時亦能令整個官僚體系得到一定程度的監察。亦由於至少表面上，「混合式政體」有著與西方相近、似模似樣的選舉和媒體，這亦使得統治者們能以這些近似西方民主的外殼為掩護，在面對各種人權控訴以至經濟制裁時，談判上能處於更有利的位置。然而這些所謂自由的空間始終只是裝飾門面之用，假若人民力量真有挑戰到專制政府權威的危險，則立刻可透過戒嚴、鎮壓示威集會、取締被宣揚「非法」的組織，迫使電視台和報社自我審查等方式保住自身權力。
《獨裁者的進化》一書就是建基於這種新形態的專制政權，而為抗爭者作出建議。作者認為既然「混合式政體」提供了抗爭者發揮的空間，那就不應動輒以杯葛選舉與政權硬碰硬；而暴力抗爭更是當中禁忌中的禁忌。相反，積極培育反對黨在有限度的民主制度中與獨裁者對壘、盡量聯結那些目前與政府勾結，但卻隨風擺柳、唯利是圖的中間派；以各種和平理性非暴力而具幽默感的嘲諷手法，去讓人民藐視獨裁者的權威形象，亦令其支持者蒙羞。最終只要等待大多數民意凝聚到反政府的一方來，再加上一件觸發管治危機的事件，外強中乾的政府便會瞬間倒台：烏克蘭、塞爾維亞、突尼西亞和埃及等國的革命運動，即依此模式進行。
獨裁者察覺抗爭者變得更聰明
然而視「和理非抗爭」為金科玉律的學者和時事評論員們，卻忽略了自阿拉伯之春的一連串民主浪潮後，倖存的獨裁者們已警覺到抗爭者變得更聰明和更具創意，如果自身不再作進化，就只有流亡或者死亡兩個結局。他們首先注意到的是，目前在抗爭運動界享負盛名，前塞爾維亞學生運動領袖Srda popovic一直堅持和理非原則，並鼓勵各個支援國際抗爭運動的組織斷絕一切對武裝起義的援助，這亦若將抗爭底牌揭露給專制政府看，非暴力就是一條不會逾越的界線。
結果委內瑞拉的馬杜羅在把國家弄得經濟一落千丈、民不聊生，反對黨來勢洶洶之際，卻準確判斷形勢的關鍵，就在於對軍隊的絕對控制權。於是他先引入了古巴和俄羅斯的軍事顧問和僱傭兵，以少數精兵監視重要的軍方將領；然後再透過優先調配糧食和日用品予軍人家庭換取他們的忠誠，最後再藉軍隊控制警隊防止其倒戈。這種金字塔層壓式、只動用極少資源和部隊即能控制全國保安系統的策略，竟令一直堅持透過遊行示威和罷工的委內瑞拉反對派動彈不得，所謂的嘲諷行動亦因馬杜羅完全無恥而全無效用。反對派領袖瓜爾多雖曾鼓動軍方發動政變亦失敗收場。最後數以百萬計的委內瑞拉難民選擇流亡別國，剩下的平民只能苟且偷生，馬杜羅「挾諸候以令天下」可謂獨裁者的再進化典範。
此外，《獨裁者的進化》其實有一條相當重要的副題，卻被多數讀者忽略：收編、分化、假民主。很多學者都只將焦點放在「競爭性威權」中，極權政府如何透過發動國家宣傳機器壟斷宣傳渠道、以「傑利蠑螈」策略劃分選區肢解反對派的票倉，甚至公然在選舉舞弊打壓反對黨等，然而卻忽略了獨裁者也可以透過以威迫利誘的手段，消磨反對黨的意志，令其甘於充當專制政府的花瓶。
例如在埃及，無論是穆巴拉克還是塞西時代，他們都很擅長於培植這種花瓶式反對黨。這些「溫和」反對派會基於政府對激進派的瘋狂打壓而變得軟弱，更甚者他們會幻想自己真的在一個完全民主的議會中議事，與執政黨進行各種利益交換，最終連抗爭目標都忘記了，甘心被豢養成一隻選舉奴隸──埃及前領袖穆爾西在獄中離奇死亡，政壇竟乏人問津，反映現屆軍政府已成功進化，將反對勢力收拾完畢。
回看香港在這兩個月，轉變激烈之急速可謂前所未見，無論是身在局中的參與者，還是局外的學者評論員，若仍執迷於舊有的經驗和理論框架，則難免落後於時勢。
文：Henryporter(博客無神論者的巴別塔作者、面書：www.facebook.com/henryporterbab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