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6-28 05:15:00

達成大和解談何容易(上)

見到標題，別誤會筆者要談香港社會，其實是要講日韓關係和歷史問題。向來都不算好的日韓關係自文在寅(圖左)就任後更加惡化，他除了破棄了前任朴槿惠跟安倍晉三達成的慰安婦援助協議 (認為對日本太有利)，又說日本也應該賠償被日軍強徵的勞工，預計二人不會在大阪G20峰會舉行個別會面。二戰已經結束超過70年，這些歷史問題真的這麼難解決？日本經常被用來跟德國作比較，德國又是如何達成大和解？

其實德國今日的成功和解，如多次就猶太人大屠殺道歉和賠償、追捕年老納粹黨員、跟法國共建歐盟等，是花了很長時間才建立起來，德國在戰後初期除了跟美國和英法結盟，其他方面的應對都不太熱衷，甚至有時在做相反的事。大概很少人留意，西德首任總理阿登納曾宣布推翻盟軍禁止前納粹黨員出任公職人員的命令，令大量前納粹黨員回朝，後來資料顯示西德政府有些部門一度過半政務官都是前納粹黨員。阿登納又要求盟軍提早釋放甚至特赦戰犯，例如前海軍總司令雷德爾，本來被判終身監禁，在1955年已經出獄。

阿登納這麼做，一部分是出於實際需要。希特拉上台後幾乎所有公務員都要加入納粹黨，將他們全部排除在外將令新政府缺乏人手，亦可能令這些人變為反制度和反社會勢力，因此阿登納認為除了涉及重大罪行者 (多數已被處死)，應盡量將他們拉回體制之內。另外，阿登納屬於中間偏右的基民黨，而右翼選民多曾支持過希特拉和納粹黨，他也要想辦法懷柔這批選民 (事實上當時有民調指不少民眾仍視希特拉為德國史上最偉大人物之一)。有些後來的學者就批評，阿登納為了德國社會內部穩定和「大和解」，犧牲了轉型正義 (對過去獨裁政權的追究)。

德國政府改變態度，主要是在1969年政黨輪替，社民黨的布蘭特上任後。布蘭特最有名就是1970年在華沙大屠殺紀念碑前下跪，又在1973歷史性地訪問以色列和再次公開道歉。他和他的後任施密特又推動取消對二戰罪行的檢控時效 (因此我們才看到年老前納粹黨員被揭發罪行的新聞) ，和對猶太人以外的納粹受害者的賠償 (如其他種族和國家的受害人、政治犯、因納粹優生主義被逼害的殘障人士和同性戀者等)。

轉變的三個原因
之所以有這些轉變，有三個原因。一是意識形態，社民黨在戰前就是納粹黨的最大政敵，因此他們更樂於承認納粹德國的壞處 (布蘭特就曾為逃避納粹逼害流亡瑞典。事實上布蘭特本來是他逃亡時用的假名，後來用慣了索性改做官方登記的名字)。二是社民黨無需依賴右翼選民，甚至它有很多支持者也是反對納粹主義的。三是民情整體也在變，當時德國剛剛經歷68年學生運動，很多年輕人不滿政府和上一代對歷史問題不清不楚，尤其是時任總理基辛格 (66-69年在任，基民黨) (跟美國國務卿那位撞中文譯名) 被揭是前納粹黨員。

因此，德國對歷史問題的和解，是用了很長時間累積下來的，當中政黨輪替，由基民黨變為社民黨，大大改變了政府立場。類似的政黨之別，在日本也可見到。經常被視為日本歷代首相中道歉得較誠懇的村山富市，就是屬於日本社民黨。他在終戰50周年 (1995年) 公開就殖民統治和侵略道歉，也成立了一個基金賠償慰安婦。不過之後自民黨重返政權，我們又見到小泉參拜靖國神社，和安倍多次對歷史問題含糊其詞 (如曾在國會說侵略沒有國際定義)。連對家也是如此，朴槿惠跟安倍達成慰安婦協議，文在寅上台後就中止，正顯示南韓國內也有黨派之爭。

有些學者用國際利益看，說德國是因為冷戰影響要急於跟美英法和解。但日本跟南韓和台北政府也是盟友，卻似乎沒怎麼道歉。中日之間雖然不算盟友，改善關係也是有利才是，我們卻見到小泉明知會觸怒中國也參拜靖國。還有，到底向猶太人道歉是否令德國成功跟美英法和解的重要因素，也很難說。另外有些評論用文化論，說文化不同導致不同國家對歷史有不同態度，但如果用文化論我們就沒辦法解釋國內差異了。

事實是這些歷史爭議往往跟國內政情有莫大關係，並非能單從國際關係分析。如何解讀歷史和採取相應政策，一國之內往往有不同政黨和勢力持不同立場，而他們都會找機會改變政府立場和社會主流。有時這些爭論可以無日無之，要達致和解或共識，談何容易。就連被大家視為已經完成和解，有了社會共識的德國，也有少數的新納粹主義者，近年崛起的極右「另類選擇黨」黨魁亦曾說不需要重視納粹歷史 (準確來說，他說納粹只是德國歷史中的「雀屎」那麼小事)，可見這些一度達成的和解和共識，未必如大家所想的鞏固或廣泛。

因此，國際和國內的歷史爭議都有共通點，同樣是可以涉及黨派之分和爭拗無止。例如加拿大和澳洲近年都多了討論就過往歧視原住民道歉。特朗普上台後，美國的白人至上主義者再次活躍，黑人被歧視在一些地區亦仍然嚴重。這些問題都比二戰還要久遠。下次繼續談國內和解與轉型正義。

文：假才子(傳媒工作者、比較政治碩士、假大空冒牌才子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