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敖山，是作曲家與聲音藝術家，亦是香港演藝學院「作曲及電子音樂課程」的講師，表演電子音樂及DJ-ing時，則以Nerve作為代號，近年開始嘗試導演工作，多重身份橫跨多個界別，因此音樂圈、劇場裡，以至教育界中人，都說很難定義圈內人稱為「腦科」的他，是屬於那一個範疇。這個不依循傳統的人，在劇場裡當義工開始，學懂藝術要創新，就需要實驗精神，而且不能被金錢束縛，在多個圈子遊走吸收後，近年積極參與劇場工作，但已經是導演的身份，最新劇作《肖像曲》，他繼續以其一貫實驗態度與方法，將傳統與前衛、東方與西方、排演與即興，在劇場空間裡實驗與探索，亦以此身教學生，藉實驗帶來的無限可能。
撰文：BoBo 攝影：林俊源
《肖像曲》的台前幕後，正在趕做最後的排演，
期望做出一套紀錄片形式的多媒體歌劇。
《肖像曲》演出詳情
日期：本月27、28日(晚上8時)、本月29日(下午4時)
地點：香港大會堂劇場
票價：$120(學生)、$270(成人)
查詢：5161 9684
被達明與進念引入劇場
Nerve與劇場結緣，源於樂隊達明一派的一張唱片，就是1988年推出的《你還愛我嗎？》專輯，內付了一張宣傳postcard，「中學時期其中一個影響，就是達明一派，知道他們和進念．二十面體這個劇團有合作，第一個應該是《石頭記》吧，那時我讀中一，還未識買票入場觀賞實驗劇場，中二升中三的暑假，達明一派推出《你還愛我嗎？》專輯，內裡附上一張postcard，寫著《十日談/N個道德的故事》，當時手拿著postcard看，是甚麼來的呢？那刻有『碰』一聲震撼，一句對於我來說從未接觸過的句子『N個道德的故事』，是甚麼意思呢？於是決定去城市電腦售票網購票，去觀看一個劇目，這是我從未做個的動作。」Nerve觀看完這個前衛劇目，自言對內容處於明與不明之間，但覺得這個劇團很有義思，通俗點說表演手法很「有型」，有很多問題在內，令他帶來很多思考，之後開始追看這個劇團的節目，直至去加拿大留學。
1993年，從加拿大回港後，Nerve在Art Center出版的《藝訊》裡，發現了進念．二十面體刊登的一個錄音工作坊廣告，從小已學習鋼琴的Nerve，就參加了這個錄音工作坊，課程完畢後，當時的導師潘德恕問Nerve有沒有興趣幫手做後台音響工作的義工，「當時應承了，由幫了一次、幫第二次後，之後正式參與落去做創作。」
首次為劇場配樂
Nerve正式參與的舞台劇，就是《審判卡夫卡之拍案驚奇》(1994)，當時正在後台處理音樂編排程序，在放飯時間導演榮念曾突然詢問Nerve，之前排演的那一幕戲，用甚麼音樂較好，「我當時很喜愛一隊techno樂隊Public Energy的一曲《Three O’ Three》，用了很多Acid 303聲效，我給了榮念曾後竟被採用，作為那段戲的配樂，那刻經驗對我來說很重要，我第一次挑選音樂，在一個劇場空間、有這麼多演員、肢體動作，和我選的音樂發生關係，這一次體驗對我很大影響，我是由這裡開始，誘發我從事劇場音樂創作。」
重回校院做超齡學生
除了劇場音樂，Nerve還嘗試組過不同樂隊，亦開始自學研究電子音樂，但參與了一個名為《柏林在香港》(Berlin in Hong Kong，2000)的大型festival後，開始對兩種感覺完全不同的音樂產生興趣，一種是前衛電音，以及二十世紀的現代音樂，「當時我對幾個範疇很有興趣，一種是現代音樂、一種是club music，但我在《Berlin in Hong Kong》時，接觸一班柏林電子音樂人，看見他們只用laptop來造音樂，或者用軟件作programming，這是很新鮮的事情。」進念．二十面體之後在2002年推出一個名為《Looking For Mies》的劇目，向德國建築師Ludwig Mies van der Rohe致敬，更找來Nerve負責音樂演出部分，從而令他對現代作曲產生興趣：「當時與本地樂隊Slow Tech Riddim的成員Kim Lam，組了一個名為VSOP的組合，參與了進念．二十面體的一個劇目《Looking For Mies》，已經用了很多現代音樂的概念來做配樂，但那時不太懂，其實當時只用一個取樣方法(sampling)，我們有嘗試研究一些音樂理論，但始終比較表面。」
經過這次對現代音樂的探索後，Nerve開始發掘二十世紀的現代音樂來聆聽，聽到某一個時刻，好想去了解這種音樂的結構，以及如何創造，便有重投校園的念頭，「那時聽很多現代音樂，有很大的興趣，但沒辦法了解如何創作，這時有朋友問我，為何不去『演藝學院』報讀作曲，所以我在28歲以一位超齡學生身份入讀。」
無心插柳做了非常教師
經過4年的現代音樂訓練，已是學士生的Nerve，獲「演藝學院」邀請擔任助教一職，以及駐校學生，可以使用學校設施及深造作曲，兩年後，「演藝學院」開辦碩士課程，Nerve順理成章於畢業後正式成為「作曲與電子音樂」課講師，問到是否早有計劃擔任教職，他說算是無心插柳，但卻非常喜歡與學生互動，「我全部學生都當是我朋友，由上而下的教學方式，現在是不行的，我講的就是對，更加不能，現在學生們不愛這套。」
Nerve自言希望，多年實踐的實驗精神，可傳遞給新一代音樂人，「無論做創作或者教授學生，我從來都不跟隨傳統，要創新不只是談實驗的內容，更重要是實驗的方法，這方法包括我自己的創作，或者我教學時的方法，都有一個實驗的態度存在。」Nerve教授的是現代音樂，或稱modern classical或contemporary music，課程目的是培訓作曲家，但Nerve認為不單只香港，甚至乎全世界，所謂現代音樂作曲家的發展，只會愈來愈窄，而且遠離大眾，「在這裡修讀音樂，如果想做到像John Cage那種作曲家，這年代未必可能發生，我亦不是這種作曲家，我會鼓勵學生作多類型發展。」
作曲為何一定要好聽？不能吵嗎？
Nerve解釋，學校可以訓練到一定的技巧，但不一定可以訓練出藝術家，「『演藝學院』的畢業生，不論從事音樂、跳舞、演奏，或者舞台各個範疇，表演技巧一直維持一定專業水平，但想成為一位藝術家，不能只靠技巧，這方面學校未必真的幫到，學校只是一個環境，給學生一個學習過程。」
從一開始，Nerve作曲畢業後，發現一樣事情，就是不會只單純做所謂現代音樂，給一班只聽現代音樂的觀眾，「創作音樂不想那麼淺窄，不想只造演奏聽表演的樂曲，我會嘗試在不同場地演出，有些畫廊會找我做一些聲音藝術；同樣道理，我沒興趣只做聲音藝術，服務一般只聽聲音藝術的人，我反而會嘗試從一個作曲家角度及方法，去做聲音藝術，我是會考慮做出的聲音是否好聽，因為做聲音藝術，其實不一定要考慮『好聽』這個原因。」
想在劇場實驗跨越藝術才做導演
早期與進念．二十面體合作，Nerve不諱言培養出實驗的精神，亦是他創作的根，還有種下與不同藝術團體合作的契機，「做電子音樂或者作曲，過程都是比較孤獨，早期參與進念．二十面體的演出，他們好強調集體創作，作曲是沒有集體創作，所以之後我和很多團體合作過，如不加鎖舞踊館、城市當代舞蹈團、前進進戲劇工作坊等等，很多、很多，這讓我累積很多經驗，到了某一階段，想自己發起一些劇場作品的計劃。」
2010年，Nerve碩士畢業，寫了一個歌劇《利馬竇的記憶宮殿》，但真正做導演，則是2012年的《家春秋》開始，他更找來八十年代多媒體樂隊The Box的成員襲志成合作，嘗試以作曲家的思維來執導，「《家春秋》是一個半劇場作品，我想做一個有關香港早期電影的演出，還有其實作曲、電影與劇場創作，有很多共通處，作曲，是看你如何安排音符的擺位，那刻我運用作曲的訓練及美學，來處理字幕、畫面、配樂及原聲，還有對白等電影語言，解構後再整合成一套劇場演出，過程其實和我做音樂時很相似。」
由1993年開始走進劇場，到近五、六年才正式做導演，Nerve自言這個過程有點兒慢，是他意料不及，連即將上映的《肖像曲》，他真正導演的作品，至今才是第三齣劇作，他指原因是自己在不同範圍跳躍頻繁，亦想在劇場表達一些觀點，「有時會想在創作中，回應社會當下發生的事情，亦考慮到有否一種藝術形式，去貫穿我過去的演出與創作，令不同領域接觸我藝術的人，都可以來前來觀賞，《家春秋》上演時，剛巧發生『國民教育』這件事；我的第二個劇目《1984》(2014)，上演的時候正是『雨傘運動』發生之時，到這刻上演《肖像曲》，除了包含我自己有興趣的事物，另外就是愈來愈想透過藝術，去講一點東西。」
紀錄片形式的新歌劇
音樂的表演形式是抽象的，而且很多時只能獨自完成，Nerve愛劇場就是可以和其他人合作，「劇場好玩的地方，亦是最複雜的地方，就是不可以有個人主義，我這刻很有興趣做一些複雜，以及深入些的深度交流，所以這次《肖像曲》，除了我還有一位導演卓翔，他是一位紀錄片導演，之前在他的作品《一個武生》已經合作，這次找他來合導，是希望做一個Documentary Opera，一個紀錄形式的歌劇，用概念的想法解釋，其實是紀綠我們這一刻的狀態，亦試試能否將紀錄片與歌劇的形式跨越。」Nerve的實驗劇場，嘗試將不同表演媒體跨越融合，從而將不同口味的觀眾聚合成群，自己亦以身教，向學生示範作曲畢業後，可以有很多可能性發生，「像我老師那種作曲家模式，我發覺到我這一代，已經不通，我沒有可能沿著他的舊路會成功，同樣道理，我會否能成為一個模仿對象，對於學生來說，他們模仿我已經不行，慢了，我在調換角度，做一些跨越的事情，框架是死的，可以試試不同媒體，現代作曲家的責任，是要不斷跨越、變化、創新才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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