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6月以來的一連串抗爭運動，除了為社會帶來動盪，年輕人作為抗爭者的骨幹，其躁動根源亦成為了各界的探討對象。學者沈旭暉率先嘗試以「後物質少年時代」作為年輕人無懼抗爭導致經濟下行、生活水平變差的解釋；最後就連施永青亦就此加入論戰，批評年輕人「攬炒」最終反令後物質主義的基本條件崩壞。然而後物質主義，又是否足以解釋整場反送中運動的走向呢？
所謂後物質主義的一般解釋為：隨著社會進步，生活條件上升，於是開始有人會放棄繼續追逐更奢華的生活和消費，轉移追求一些非物質的精神價值；當中我們最熟悉的包括民主、自由、人權，但其實受其他階層的認同和尊重，以至在社會資源分配上擁有更大的話語權等。一些左翼學者與施永青亦因此各自對「後物質少年」作出了評論。前者認為「後物質主義」正好代表了整場抗爭運動並非源自經濟問題，所以若政府只打算以諸如《收回土地條例》增加公屋供應，就想瓦解整場運動，未免緣木求魚。至於施永青則認為能讓青少年追求物質以外的精神價值，是有賴上一代努力不懈、得來不易的繁榮穩定，假若年輕人堅持「攬炒」，則在經濟崩潰後他們連保住物質生活基礎也相當困難，遑論甚麼非物質生活了。
其實不止香港，近年世界各地的年輕人都開始有一種減少固有消費的傾向，例如美國和日本皆有研究指出，年輕人買車、以至視駕車為樂趣的百分比皆明顯下跌；根據密歇根大學調查所知，美國19歲青少年擁有駕駛執照由1983年的87.3%降至不足70%，超過一半青少年表示沒有興趣買車。而日本甚至創出了「嫌消費世代」這個新詞，形容新世代年輕人對於上一代趨之若鶩的奢侈品，例如名牌西裝、紅酒以及房車等皆出現興趣缺缺的情況。
然而年青人放棄追求更高水平的物質生活，未必因為他們已滿足於現狀，更多時卻是因為他們已對上流的可能性感到絕望。在過往終身僱傭制的日本，一個上班族大致上都能預測自己踏進不同年紀時所能領到的薪水，因此在甚麼職級購買甚麼品牌的汽車、訂造甚麼價位的西裝、以前喝甚麼水平的紅酒，不單是生活享受，同時也是一種透過消費達致的自我身份認同。但在上流階梯斷裂的現在，很多人已不能再肯定自己十年後的經濟狀況如何，那自然亦對失去了追逐這些「虛名」的必要性。類似的情況在歐美年輕世代也一樣，放棄置業或駕車並不代表他們放棄了這求物質的生活，只是由於在計算過後發現收入根本不能買車買樓，又或維持相關的開支，不得已只能將對生活的追求轉往金錢不能衡量的部分上面。
生活受挫更追求參政權
所以說「後物質主義世代」與經濟因素完全無關，這當然是不正確的。甚至是相反過來，年輕人在追求有車有樓有妻有兒的「四仔主義」的過程上遇到挫折，和上一世代的生活水平相比起來時，又感到有明顯的落差，這都促使了他們希望追求更大的參政權、更自由的生活空間和更公平的資源再分配。而當政府連這些非物質的精神價值都要扼殺之時，那他們以激進的方式進行拼死一博，也是可以預期的結果。政治的其中一個基本，就是資源分配的爭奪，所以若問給予每位年輕人有間600呎的公屋能否立刻平息抗爭運動？就算不能令人人滿意，至少就能瓦解大半士氣！問題只是以現有的房屋供應量和政府的施政魄力，有可能滿足到這班「後物質少年」嗎？當現有的資源和時間解決不了物質上的需要，那問題仍還得要由政治解決。
至於批評年輕抗爭者以破壞公物和暴力抗爭「攬炒」，是連自己基本的生活條件也破壞的不智行為，則似乎有點低估了「後物質少年」的決心。當他們決定完全放棄追求買車買車等奢侈目標後，對於物質方面的需求可以出乎意料的低──現在我們常聽到年輕人為了買裝備可以三餐不繼，當有年輕人連遺書也準備好、連坐監都不怕的時候，「抗爭最終會令他們物質生活更差」根本不能成為一種阻嚇。
相反，仍在追求物質生活的上一代，正正是最恐懼失去物質享受、不能維持平穩生活的一群。「後物質少年」之所以同時為「攬炒世代」，是因為他們充分了解自己對經濟下行的忍受能力，遠比上一代低。美國特朗普當選、英國脫歐公投通過、阿拉伯之春冒起這些出乎意料的結果，都是由於既得利益者自以為在理性博弈情況下，絕大多數人理應作出他們心目中的最佳選擇；只是沒想到對於長期在遊戲規則中吃虧、只能分到餅碎的輸家而言，以「攬炒」來反將一軍。
不少評論都批評抗爭者大肆吹捧烏克蘭紀錄片《Winter on Fire》，認為他們只看到革命的成功，卻無視過後烏克蘭的瘡痍滿目。可是更加需要留意的卻是，當日那些鎮壓抗爭者的當權者們，如今大多不是流亡國外，就是被憤怒的群眾處死。面對不可理喻的「攬炒世代」，退讓有時才是真正保住最大利益的理性選擇。
文：Henryporter(博客無神論者的巴別塔作者、面書： www.facebook.com/henryporterba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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