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出於對《逃犯條例》的憂慮,歐盟向特區政府發出了外交照會,引起坊間一片嘩然。嘩然一方面是因為香港從未試過接收外交照會(雖然林鄭指當日有關同性婚姻曾獲外國領事「照會」,然而傳媒卻未曾找到相關紀錄),另一方面則因為無論是政客還是時事評論員皆對此詞非常陌生,難以對此舉所代表的含義作出判斷。
雖然如維基百科等網站對於外交照會(Diplomatic note / Démarche)都有解釋,但只限於字面上翻譯而且並不清晰,例如將外交照會視之為「通牒」的一種,很容易令人與最後通牒(Ultimatum)混淆;當某些傳媒或政客受到本身政治立場影響,又可能會在有意無意之間誇大或淡化它的含意。所以若要令一般讀者明白外交照會的措辭強度,最簡單還是比對參考最近幾個外國例子。
墨西哥外長Marcelo Ebrard早前就曾對美國政府發出外交照會,要求對方盡快處理目前墨西哥邊境的交通擠塞問題──為何這種地區性的交通事務要動用到外交照會呢?因為墨西哥方面交通擠塞遲遲未解決,是由於特朗普為了在貿易條款,和邊境建牆等外交議題上對墨西哥施壓,因而故此拖慢交通問題處理作為籌碼之一,迫得墨西哥必須以更強力的外交照會提出要求。
另一個例子,則是土耳其目前正打算在與塞浦路斯有領土糾紛的專屬經濟區進行天然氣開採,而美國與歐盟則全力支持塞浦路斯,認為前者的開採行為是違法。可是在英國議會辯論,歐美事務國務大臣Alan Duncan在發言中竟將塞浦路斯專屬經濟區,形容為「有主權爭議的地區」,被塞浦路斯視之為一種「出賣」,因此立刻召見英國大使並提出外交照會,表示不能接受。
最後則為伊朗官方早前宣稱將不再遵守核協議條款,作為美國退出核協議並對伊朗進行制裁的一種反擊。起初歐盟對這個聲明深感震驚,以為伊朗已決定重新啟動發展核武,最後得勞煩俄羅斯外交部長出來解話,指德黑蘭只是發表了一項「外交照會」而非一個即時聲明──然而若60天後得不到歐美就是次制裁事件上的正面回應,伊朗就會作進一步的升級行動。
從以上三個例子可見,外交照會是含有一種國與國之間,因一些初步接觸或要求得不到滿意回覆,而將通知強度提高一級,以要求對方盡快回應或處理相關事項。外交照會算是比起嚴正譴責低一層次、但仍屬表達強烈意向的通知;它並不伴隨著實際行動,然而若得不到適當重視,等待著的可能就是嚴重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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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犯條例》修訂的發展,引起國際關注。
更強烈姿態要求回應
看到這裡,大家或許就對目前香港的情況心裡有數了:所謂的歐盟外交照會,或許並未去到強烈要求特區政府撤回《逃犯條例》修訂的程度,但明顯也不如林鄭所言,只是一種溫和的「通知」。更甚者歐盟之所以要發出照會,就是因為林鄭之前一直未有回應諸國領事對《逃犯條例》修訂的質疑,於是才採用更強烈的姿態迫使其回應。其後林鄭特別在政府總部會見七十名外國領事和廿多名外國商會代表,明顯就是受壓後的結果。
然而目前事態發展,已不止於歐盟的外交照會。早前英國組織「香港監察」曾收集了英國、美國、德國、奧地利、加拿大、馬來西亞六國15名國會議員聯署信,要求特區政府撤回修訂。假若這還不夠份量的話,英國下議院提出緊急質詢,並由外交部亞太事務國務大臣Mark Field回應英國政府正密切留意事態發展;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已先後兩次發聲明指,正密切監察香港有關《逃犯條例》修訂,甚至明言此舉有可能持續破壞一國兩制框架,並危害香港在國際事務中長期建立的特殊地位。
特區政府與各國進行這種頻繁的外交接觸,其實也甚是弔詭。雖說《逃犯條例》修訂是一項本地立法,然而當中卻涉及不少大陸司法制度問題,作為中央政府好應協助釋除疑慮。當日菲律賓發生槍殺人質事件,曾蔭權致電菲律賓總統要求作出交涉時,沈旭暉曾提出所謂「次主權」概念,結果招來一班親北京人士批評,指香港從來沒有「剩餘權力」。既然如此,為何當歐盟發出外交照會、各國政府表示關切之際,中央政府反而故意「置身事外」?明顯是不想予人在此事上過度干預的印象。
可問題是表面上是不加干涉,實際上由韓正表明中央政府全力支持《逃犯條例》修訂,再去到「百萬大遊行」後林鄭仍堅拒撤回議案照常二讀,皆反映了中共從來都是幕後的真正話事人。交涉對象不清晰,首先令建制派最初真以為是地區事務,結果在審議議案的過程中竟出現了放軟手腳的情況,最終迫得中聯辦及國家領導人喊話才終於重新「統一戰線」。對香港市民而言,亦誤會了只要不停對特區政府施壓就能換回讓步、卻不知道即使林鄭下台,無論換了誰做特首,《逃犯條例》修訂最終還是必須硬推下去。
至於對各國政府,基於林鄭在這次修訂過程中並無最後話事權,任何建議和憂慮只能透過轉達方式呈交中央,再交由北京發落。如此迂迴的交涉過程,輕則費時失事,重則可能造成各種誤判和緊張狀態,而歐盟的外交照會已是一個警號。
文:Henryporter (博客無神論者的巴別塔作者、面書:www.facebook.com/henryporterbab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