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犯條例》修訂引起軒然大波。不單止令香港出現了兩次破紀錄人數的百萬大遊行，隨之而來亦出現嚴重警民衝突。甚至乎連歐美諸國亦持續表示深切關注，威脅要修正對港各種政策法規。不少評論皆指特區政府，以至中共強推法案修訂是罔顧香港、外國市民和商人的憂慮。然而站在中共這個威權政府立場，這些矛盾卻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6.16大遊行(資料圖片)
自從八九六四和鄧小平南巡兩大重要事件過後，中共基本上就建基於「資本市場主義」和「威權政府」的二元體制。前者確保國家經濟持續發展，令國民切身感受到繁榮的好處並轉化為對中共政府的支持；後者則透過全面打壓各種異見者和爭取民主人士聲音，以確保共產黨的存續。然而此二元體制卻令貪污腐敗得以在中國滋生。
事實上若要徹底解決貪污問題，除了一個超然於政府而能獨立運作的廉政機構，更需要新聞及言論自由以作監察，但這不是威權主義政府所能夠容忍的，因為這將動搖其管治威信。自從習近平上台後，他就打算開闢一條打貪的新道路：透過獨裁體制賦予其無限制的行政權力打擊貪官，而事實上他亦的確獲得了輝煌成果，有效遏止了自江澤民與胡錦濤以來幾近失控的貪腐問題。然而中國不同於新加坡，始終是一個大國，官僚系統龐大而臃腫，利益集團盤根錯節，貪官很容易就能透過裙帶關係相互包庇，甚至透過白手套和家眷將資產持續匯出國外。
習近平所不能容忍的是，香港作為中國的領土，竟然成為了貪腐官員和商人的匿藏地。諷刺地，香港雖然作為一個世界有數的廉潔城市，可是它的一國兩制地位卻為本應要捉拿歸案的貪腐官商，與中國之間築起了一道防火牆。由於相比起流亡海外，無論是調撥資金還是進入香港都容易得多，結果形成了一項新的「抵壘政策」：只要逃得到香港，就連中共都莫奈何。雖然參考肖建華個案，中共仍能以「強力部門」越境捉拿歸案，但這種做法見不得光之餘風險也高，習近平自不然希望能夠透過修法，光明正大將犯人從香港引渡回國。其實這種想法自2017年2月肖建華失蹤時已開始醞釀，台灣殺人事件只是一個展開立法的藉口而已。為了中國更加廉潔，因而要干涉香港的司法獨立地位，此為第一項矛盾。
其次，在西方的法治精神中，「以法限權」是其中一個最崇高的目標，亦即法律理應為盡量制衡政府，避免其濫用權力；對市民而言，得知政府不能隨意動用法律，不致以「保護安全」為名，干犯他們的個人權利，也是一種免於恐懼的自由。但站在中共政府角度，「依法治國」就是他們的治國原則：法律必須帶來恐懼，才能避免人民對政府的權威性產生質疑。雖然對於獨裁國家來說，她還是能夠以莫須有罪名或秘密警察等方式，對異見者進行「處理」，然而以法律之名進行打壓，不單能減低採用非法搜捕而產生的行政成本，同時也迎合了現代國家對「法治」的普世標準以應酬歐美諸國，即使這是只表面上的。
把刀從來都在大家頭上
基於「依法治國」係以法律作為統治基礎，威權政府的法律條文可以暫時不用，卻不能不預先寫好。而這也是梁愛詩當年所謂「把刀從來都在大家頭上」，斬還是不斬下去，還在於偉大領袖的一念之間。中共強推《逃犯條例》修訂，其「初心」可能未必真的想針對政治犯以至香港居民；然而「順便」將這些範疇都包含其中，一來省掉了往後再作修訂的麻煩，更重要的卻是這些法律就算不用，已足以造成極大阻嚇作用──以破壞香港法治精神方式來達致國家「依法治國」的目標，此為第二項矛盾。
即使隨著內地港口日益發展，香港的轉口港角色已日益淡薄，但對中國而言，香港最大的益處仍是作為東西方之間一個金融貿易、資金流動的窗口。一國兩制令中國不致於要更動自身的體制以迎合歐美，相對歐美亦因特區法制上的獨特性，而毋須如在中國直接投資般，戰戰兢兢地守護自己的知識產權和財產。然而作為一個中國的門戶城市，外國勢力亦理所當然地會在香港進行各種諜報活動。而無論是真心希望透過香港促進國內民主，還是純粹致力動搖中共的管治威信，外國特務都必然會借助香港在法制上的獨立性，規避中共的反情報工作。
目前中共面臨的一個選擇是，究竟是要繼續貪圖香港各種經濟和資訊交流的好處，還是把香港這度後門關上，將外國勢力完全置於中國法網之下？若換在廿年前，中共理應是毫無猶疑選擇前者的。然而當深圳的GDP超越香港、習近平自信中國強大的經濟計劃中，香港開放環境不再是當中必要一環時，那一國兩制自然成為犧牲品。以犧牲香港經濟的開放性換取國家的安全性，此為第三項矛盾。
在港人眾志成城之下，《逃犯條例》修訂終被「暫緩」，但我們不能將此事單單視為林鄭一次「邀功」的失敗。香港的「法治防火牆」在中共這個威權政府看來，就是對其反貪腐、依法治國與國家安全的妨礙，而《逃犯條例》修訂就是化解這些矛盾的終極方案。今天不做，不過是基於國際形勢、以及成本計算的衡量結果而已。
文：Henryporter(博客無神論者的巴別塔作者、面書：www.facebook.com/henryporterba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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