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分析垃圾徵費被拉倒焉知非福？

數月前、6月22日的《2018年廢物處置(都市固體廢物收費)(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建制派以餘下會期不足以完成審議為理由，最終以7票對4票表決通過中止審議議案。這令已醞釀長達15年的「垃圾徵費草案」正式流產，最快也要至下屆立法會才能重啟立法程序。有趣的是在這項法案被拉倒的過程中，作為反對派的泛民一直充當催促政府立法的一方；無所不用其極進行「拉布」的卻是本應保皇的建制派。

垃圾徵費在經歷多番修改後，最終選擇的方法是要求市民在超級市場、便利店和郵局等地點購買政府指定的垃圾袋，如不按法例棄置垃圾不但會被拒收，更需要承擔罰款。參考政府數據，一個三人家庭大概每月要花$33至$51用作購買垃圾袋，工商用戶所需承擔的垃圾費必然更大。所以也難怪製造大量廚餘的飲食界代表張宇人，在立法會會充當「拉布急先鋒」，表示「議員有責任要睇清楚每個標點符號，要過到自己嗰關」，又稱「議員不是橡皮圖章」，不顧自己是行政會議成員，必須支持政府的集體負責制，誓要把議案拉倒。

同欄在《改變消費行為垃圾徵費事倍功半》一文已曾提到，垃圾徵費若只是一種減輕處理垃圾成本的方式的話，那直接加差餉就可以了；但如果是作為一種改變消費行為措施，那就必須理解，市民對於垃圾處理服務是一種彈性很低的剛性需求，透過加價去改變消費行為，卻又沒有有效的減廢替代方案的話，那最終就會變成：1. 一個愈貧窮負擔愈大的累退稅；2. 促使市民進行各種作弊的誘因。

對奢侈性消費較少、卻為社會大多數的中下層家庭來說，他們比中上層能夠減少的垃圾量相對有限，因此最大寄望還是促使他們進行有效的垃圾分類。然而直至今天，政府仍未能找出一個有效的收集廚餘方案，而偏偏廚餘就是最難減少的一類垃圾；就算進行多年分類的塑膠垃圾，在過去廿年以來，幾乎每隔三四年就會爆出新聞，指塑膠即使已被分類，卻仍因缺乏有效益的回收再造途徑，最終仍被回收商偷偷送往堆填區──換言之，垃圾只是由一般市民的垃圾桶轉移至分類回收箱而已！

市民用指定垃圾袋難單靠自律
再者，當垃圾徵費只是靠市民自律使用政府在指定發售的垃圾袋，幾乎所有街坊都能立刻能想出各式各樣的作弊方法，包括把廚餘沖進馬桶中以減少垃圾量、每天在深夜時才把垃圾丟在樓下的垃圾桶，甚至乾脆一切依舊，照樣用沒有政府認證的普通垃圾袋，把垃圾照丟在後樓梯，就賭垃圾工照把不合規格的垃圾袋處理掉，而不敢留在現場滋生各種衛生問題。

當然這些犯法行為不是不能處理，甚至已有不少政客和評論員援引了外國例子，包括援引台北、韓國給予檢舉亂倒垃圾市民75-80%罰金的獎勵機制、採用「智能執法App」簡化舉報違法傾倒垃圾程序，甚至在全港全面鋪設「天眼系統」至各垃圾桶擺放位置，然後再對屢次重犯者施以最高監禁6個月、罰款6萬元的重罰。可自從去年6月因《逃犯條例》修訂而爆發一連串激烈衝突，再加上《國安法》立法帶來的陰霾，如何保障個人隱私、限制公權力被濫用、避免令香港成為「警察國家」，幾乎可說是所有泛民主派支持者的共識。偏偏現在最支持垃圾徵費議案的，幾就是他們選出的議員。

公民黨譚文豪指，「唔開會都係因為建制派議員拉布」，要求周六、日加開會議，加速審議垃圾徵費草案；同為泛民的梁繼昌則於Facebook則表示自己「由首次當選立法會議員開始已推動垃圾徵費議草案，如今不能通過令人遺憾。期望下屆政府能重新提交草案」；許智峯於《立場新聞》撰文直批：「垃圾徵費胎死腹中，無能管治再添一筆」。難道這班泛民議員沒有想過，垃圾徵費的實施成效不彰後，肯定會給予政府藉口加強各種監控市民的措施？難道他們和建制派同樣真心相信，政府在進行相關執法時，是會謹守節約自己的公權力，而不會變成借「限聚令」收窄自由的翻版？

當日泛民屢次引述民調，指超越五成半市民支持「廢物按量收費和預繳式垃圾袋徵費」，作為支持垃圾徵費議案，卻未有同時說明背後的「副作用」；類似的情況也曾在「未來發電燃料組合」議案出現：以陳淑莊為首的立法會議員不停強調減排對環保的效益，並指過半數市民支持減排，卻隱藏了這是以往後10年電費將大幅上升、一旦政府停發津貼基層將難以負擔的代價──老實說，這些只提出籠統提問，卻未有詳細列出實行措施帶來各種副作用的民調，究竟有多少參考價值？那些支持你們的市民，真的會認為環保比任何議題都來得優先嗎？

所以當張宇人為首的建制派，從商人角度出發反對增加經營成本的垃圾徵費議案，甚至不惜全面拉布與特區政府對著幹，反而碰巧與反政府的市民利益站在一致方向；泛民無視社會形勢演變，仍一味覺得加強環保監控就是民主派支的最優先選項，反而成為了「保皇」一方。如今垃圾徵費議案流產，泛民議員個個咬牙切齒，但對那些連豎立智能燈柱也覺得是政府陰謀的支持者來說，焉知非福？

文：Henryporter(www.facebook.com/henryporterbab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