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給十九歲的我》，對我來說，要由2015年說起。
那一年，張婉婷導演與羅啟銳導演的作品《三城記》上畫，我有個機會訪問他們。閒聊的時候，談得最多的，是同期進行中的另一個計劃：一齣為張婉婷母校英華女學校拍攝的紀錄片。
對於張婉婷導演，我一直有個很大的疑問：《秋天的童話》叫好叫座，劇情層面又有合理性延續船頭尺與十三妹的愛情故事，為何從來沒有見過續集？那個時代，Mark哥死了，也會在Ken哥身上借屍還魂！然後，張婉婷輕輕笑一笑：「我們拍電影，不是為賺錢，是為說自己想說的話呀！」
說出來真動聽，有幾多人做得到？張婉婷肯定是其中一個。《給十九歲的我》由籌備到完成，歷時十年。不是拍攝《阿凡達》，投資了幾多，有望賺回幾多。香港的紀錄片受到幾大注目，大家心照。
三年前，社會運動後，疫情爆發，張婉婷以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副主席的身份，又接受我的訪問。那時，《給十九歲的我》還在拍攝中，張婉婷已經做了好幾年的義工，說到最慘情的地方，是要捕捉一眾女學生的成長，撞正她們踏入反叛期，對被拍攝產生極強大的抗拒感。張婉婷合作過的演員，是周潤發是鍾楚紅是張曼玉是楊紫瓊是黎明……大明星也難搞不過一班小師妹。張婉婷的解決方法，是把自己放於低低在下的位置，不去控制，反而走去嘗試了解那班年輕人的想法。因為，她相信，在《給十九歲的我》，那班年輕人才是她們自己的導演。
終於等到今天，有幸欣賞到製成品。散場時的感覺，很複雜，又很奇怪。一般來說，看到一套自己很喜歡的電影，會希望它得到應有的認同，尤其像《給十九歲的我》這一類，不是《復仇者聯盟》不是《奪命狂呼》，會覺得它值得要在頒獎禮拿個最佳導演或最佳電影之類的大獎。我只是凡夫俗子，我從來沒有認為勝利是一件不重要的事，但《給十九歲的我》好像是處於另一個層次的事。它示範如何在亂世之下堅持做好人做好事的方法。這一點，比甚麼都重要。
有傻人肯花十年時間與心思，紀錄一眾中學生的成長，本來就具備吸引力。尤其是2011至2021這十年，香港社會「變化」之劇烈，別說要剪輯成一套兩小時多的長片，就是拍成電視劇，也肯定不會不夠元素。落在張婉婷手上，我最感動的，卻是看到一份純粹。它沒有變成一套為學校服務的宣傳片，一味歌功頌德隱惡揚善；它沒有為政權或某一特定價值觀的階層服務，苦口婆心強制下一代跟隨自己的步伐前行；但它也沒有為了討好主流意見而煽風點火或圍爐取暖。它只是包容、支持、記載，然後嘗試以小見大。這種取態，在今天，既吃力不討好，又有可能面對風險，很多人放棄了，至少，從《給十九歲的我》，見證到原來還有人仍然擇善固執。包括導演，導演的團隊，也包括學校的前任校長等。好像理所當然，但你又很明白背後蘊含了大量的勇氣與堅持。這十年，香港的確變了，變得越來越充滿仇恨，已經去到不知如何化解的地步，有些電影，能夠令你發洩一下，或者舒緩一下。也很好。《給十九歲的我》，卻會令你看見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