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今年初受到新冠肺炎疫情衝擊，經濟大受打撃，政治上一度因疫情而稍為沉寂的社會事件卻因近期疫情稍為緩和而死灰復燃，無疑為需要時間從疫情中恢復過來的本港經濟和社會蒙上陰霾。反對派為求「攬炒香港」，不惜犧牲廣大市民的福祉，堅決阻礙特區政府各項紓解民困措施以及與中央政府作對。然而，政治是妥協的藝術，反對派若不回頭是岸，最終香港也必走進死胡同。
無可否認，中國和香港兩地的制度和文化差異，容易造成各種矛盾和衝突，「一國面制」的實施也是前所未有的產物，筆者認識不少朋友都對中國有負面情緒，反對派更借此大力鼓吹「反中」甚至「仇中」思維，甚至期望所謂「支爆」，以爭取香港可以全面獨立，然而當中究竟有多少香港的青年人真的嘗試了解中國和西方之間的差異？還是純粹基於反對派的片面之詞？事實上，一場疫情，便足以讓我們從兩方面，看清中西之間的優勝劣敗。
第一，在意識形態上，是中國的集體主義對西方的個人主義思維。中國人普遍從小受集體主義思想教育長大，就是關鍵的時候要犧牲小我，以顧全大局，但是西方社會如英美等國則較受個人主義思想影響，偏向以自我為中心。就以是次新冠肺炎疫情而言，中國政府能夠採取果斷措施，採取嚴厲的封城和限制出行措施，結果用了幾個月的時間已大致將疫情受控。相對而言，西方國家在個人主義思想影響下，在採取防疫措施方面顯得畏首畏尾，如英國於疫情爆發初期，竟提倡所謂「群體免疫」，而美國總統特朗普由初期讚揚中國抗疫取得成效，到美國開始出現大規模感染個案時，仍稱新冠肺炎只是如同流感，試圖淡化疫情。顯然地，西方國家並非不清楚疫情的嚴重性，而是避免限制個人權利和自由而採取迴避態度，卻為此付出沉重代價，從現今英美兩國疫情仍未有受控跡象就可見一斑。
第二，在制度上，是中國的制度對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沒有一個制度可以十全十美，然而自由民主制度一定是好？ 內地制度一定是不好？ 筆者相信也沒有一個絕對的答案。反對派崇尚自由和民主制度，然而有關制度不是靈丹妙藥，可以解決各種問題，近年民主國家逐漸走向民粹主義，政客所作所為只是為了討好選民，而非實事求是處理問題，英美兩國於是次疫情中的拙劣表現，正正是民粹主義下的最佳示範。再者，民主國家如美國多次作出反自由民主的行為，從早年指證伊拉克有大殺傷力武器而攻打伊拉克，最終卻未能找到相關大殺傷力武器、斯諾登事件揭發美國政府的監聽計劃、以至在是次疫情中為了討好選民，於疫情仍未受控下，仍堅持重啟經濟，這些反智行為正正是自由民主制度下的一道照妖鏡。
至於中國方面，筆者認為自由和民主制度的落實不是能一步到位的，筆者認識一些國內朋友，都是受過高等教育或到過國外留學的，但是這些知識份子放在中國所有人當中，畢竟只是極少數，加上中國貧富差距還是很大，民主制度落實的其中一個假定前題是經濟發展和人民的知識水平已達到一定的程度，因此在這個時候對中國而言顯然未是一個合適的制度。相反地，中國在現行制度下，實行改革開放，帶來的是高效的執行力和效率，使中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相比許多自由民主國家而言，無疑走得更快更前。
政治是妥協的藝術，對抗從來都不是出路，但是當香港的反對派不明白這一點，為了政治利益和選票而蒙蔽了理智，堅決與政府和中國對抗，盲目鼓吹青年人使用暴力和違法手段，甚至跑到美國要求其對香港實施制裁，結果愈走愈遠，甚至超出了底線，自然地也扼殺了彼此之間唯一可以討論和妥協的空間。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成員
梁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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