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義和拳事件及八國聯軍之役後，慈禧太后開始明白到現代化的潮流不可擋，也知道要追求的不只是在器物工具上的現代化，而是在制度、觀念與文化上的現代化。幾年之後，清政府派出考察團往歐美各國考察當地的憲政及民主，結果是於1906年制定了一條以九年為期的君主立憲路線圖，可惜當時對挽回滿清的敗局顯然已經為時太晚。慈禧死後，立憲的計劃更被當時的攝政王推翻。改革不成，革命變成難以避免。但這一著卻成為了中國朝野兩方面第一次有共通的議程，形成了延續往後這百年的國民夢想。
無論是孫中山領導的民國革命，或後來的五四運動，到國民黨的北伐，再到後來的國共內戰，都曾打出「民主與憲政」作為其中一個主要旗號。可見這種認知是前後一致的，即認為在民主與憲政的制度基礎上發展，才是尋求國家富強之正路。而這一直以來所謂的「富強」，已經不只是鴉片戰爭後所講的「船堅炮利」，也不是滿清晚年那種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富」當然是講生活的普遍富足，孫中山所講的三民主義及五權憲法，便包含了社會主義或中國古代大同社會的理念，有追求共富的意味。而孫中山的革命理想，就要是透過建立民主共和來達致。因此，所講的「強」，就不是只講肌肉及軍事實力的強，而是整個國家體制之強，是透過文化更新而成就的國家體質之強。走向共和，推行憲政，到後來五四運動時所講的民主與科學，幾方面結合起來才能從而達致的富強，才是百年來追求的中國夢。
如果只講建基於人多勢眾、市場龐大的經濟規模，而不理會體制上的缺陷及嚴重的貧富懸殊，只無休止地追求經濟增長，以為有飯吃、有廁所可上，就等同於達致所謂的全面小康，不講社會體制的完善，不講憲政與法治，又不講民主與科學，所謂富強或共同富裕，只會脆弱如浮沙上的堡壘。還是想重申那一句：憲政、民主、法治、社會政策、公民社會加起來，才是社會走向社會普遍富裕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