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兩會」正在舉行中,很多重大新聞(例如機構改革、高層人事安排等)都不是民眾的關注點。相反,李澤鉅不能連任全國政協常委,竟然是普羅大眾街談巷議的內容。在政治圈中,更出現一個名詞:「中國式羞辱」。不過,先旨聲明,發明和傳出這個名詞的,不是坊間人士,而是建制中人;而他們也講清楚,不是說李澤鉅事件,而是泛論中國的政治文化。
他們說,「中國式羞辱」五花八門,在不同的時候有不同的表現形式。舉例說,當年陳方安生仍是政務司司長的時候,曾到北京並獲時任副總理的錢其琛接見。兩人官位相差頗遠,所以這是高規格甚至破格的接見。不過,錢其琛接見和勉勵一番後,還有比陳方安生級別低的官員與她談話,而談話的內容和語氣卻是「訓誡」,即教訓和勸誡(或告誡,警誡,感受因人而異)。
圈中人感到奇怪,教訓下級(陳方安生)應由上級官員(錢其琛)出面,但實際卻由比陳方安生低級、但獲得尚方寶劍的官員開口。這就是中國特色的政治文化,好處是獲授權的人「用勸喻的方式談話,保留被罵官員的面子」,但負責談話的下官拿到權杖之後,只要加重語氣,甚至直斥其非,就可以達到隔空鞭撻的效果,領導人還可以保留雍容大度的端莊形象。即使被罵的人向外透露,也「不能加鹽加醋,抹黑領導人發惡」。
建制中人又舉出另一個「中國式羞辱」的例子。一次,某統戰對象應邀到內地演講,但忽然形勢有變,演講取消,事前一點風聲也沒有,或不透露。當事人感到,也許因為技術問題而取消活動,但真正的原因卻從來無法證實,就讓當事人自己猜度好了。
相信這類「中國式羞辱」的例子還有很多,不勝枚舉,但相信願意接受的人也不會介意,因為很多圈中的事情都是一種計算,你情我願,無所謂「誰壓迫誰、誰負了誰」的問題。中外古今都有同一規律,誰有權力和能力都可以運用,只是必須考慮程度和尺度而已。況且,羞辱別人的效果也有不同,外界知道後也有不同的反應,甚至得到「自侮和自我羞辱」的感覺,那就人算不如天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