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經濟起飛，正是開始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當時的港英政府，擺脫了六七暴動的陰影，也明白到只要施政路向正確，讓人民有希望，有機會，政府就會得到市民的支持。就算是外來的殖民地政府都是這樣。或者應該說，外來的殖民地政府更加需要這樣。六七暴動的經驗也清楚說明，就算高舉民族主義、訴諸盲目的國家認同、以打倒殖民地作道德旗號，但若果會破壞社會共同發展的基礎，在這個漸趨理性的社會，也只會被香港人摒棄。
回顧那段歷史，便會清楚看到，香港社會做走向較大程度的富裕，正是與政府走向更大程度的問責與開放同步，也與公民社會的不斷壯大相關。
當年的港英，一改1965年之前還公開宣示的那種保守及不作為取向，1968年開始大搞公益及各種社區事務，七十年代初成為正式見之於政策文本的長期目標！之前以救濟為本的徙置區計劃及試驗性的衛星城市計劃，轉化成為更具長遠安民意義的「10年建屋計劃」及新市鎮發展。強制性的免費教育與長遠的醫療發展規劃也始自七十年代初期，包括公共援助的社會安全網及各項社會福利服務框架，也是當時訂下來。勞工保障也在個年代大幅度提升。
更重要的是當年的港英不但容忍社會多元聲音，還主動推那種更大包容性的多元。六七年之後推行的諮詢政治，建立各種各樣的事務性及分區的諮詢組織；七十年代初開始大搞各種動員基層群眾自發性與主動性的社會運動，包括清潔香港運動，建立互助委員會，撲滅罪行運動等等。這一切都令某位教授所講的「政府與民間分割」的香港社會變成一個政府與民間有多重介面的社會。當政府與民間接觸面越多，理論上產生矛盾及衝突的機會便越大。由六十年代後期至八十年代之間，香港涉及各種社會問題的的社會運動及體制外的政治動員確實是此起彼落。但香港社會在這個階段的經濟成就有目共睹，更高程度共同富裕的基礎也更穩固。從各個方面看，今天政府的施政，與這個香港曾經經歷過的成功經驗正在背道而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