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香港人對「問責」兩字都非常熟悉，特別在傳媒較多見到這兩字，始於當年董先生推出高官問責制，打破港英AO管治的格局，為香港政治帶來過短暫的「新景象」。
為何是「新景象」？因為所謂問責的概念，即有過失時，有責可問，甚至可以將有過失的官員拉下馬，此為問責制之精髓所在。從正面角度來看，這也是政府當年應對新機場混亂等事件「無人負責，無人道歉」的積極回應。
當然，推出問責制的真正來龍去脈，內裡又有幾多故事在此不贅，且也難求證；對於問責制是否真的有效，在此也不作評論。不過，大眾不得不承認，在問責制之下，確實有幾位份量十足的司局長，最終「問責」下台，拆解了幾個政治炸彈。
當年的問責官員可謂星光熠熠，很多人是「大減人工」上任的社會賢達，當中包括了今天的港鐵主席馬時亨。
他親身經歷過仙股事件，見過同僚問責下台，應該明白人在高位，不是一句「唔知」、「不被通知」或「你冇需要知」便能過關，應該知道社會對問責的標準，知道有時候，坐在最高的位置，就需要對一些事情，負上最終的責任。「剪掉幾條鋼筋，高層又怎會知情呢……」這求情理由很有問題，等於說句「不知者不罪」實難難以服眾。
擺在眼前，港鐵主席、董事局甚至其他高層說並不知情；然而，作為公共服務、公營機構或政府部門的高層，「不知情」實際上就是過失的部分，也是掉以輕心的錯誤。對於如此重大、隨時涉及公眾安全的錯誤也「不知情」，本質上已構成了重大過錯。
在事件上，社會大眾以及議會內的批評，都是合情合理的。對於議員提出要追究、問責，更是絕對有必要。如果，港鐵高層仍看不清自己的錯、看不清本身錯失對整個工程、整個陣營以至整個政治環境的拖累……那確實是一場災難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