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來港出席《基本法》研討會，重申基本法第一條已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是國家不可分離的部分，沒有獨立自決的權利。更受大眾注意的，是他指出，香港仍未就23條立法，令法律出現了缺口，故香港為23條立法是責無旁貸的。
其實，相信大家記憶猶新的，是2003年的那一次，臨門一腳卻功虧一簣，或許是選錯了時間、或許是選錯了負責推銷的人、或許是信錯了本應堅定支持的人——總之在天時地行人和皆不恰當的情況下，23條跟港人擦肩而過。那次的錯失，對今天的香港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不少人都說，如果當年23條順利通過，佔中亦可能避免，因為在23條的警戒下，外國勢力在港的爪牙應會有所忌諱。相反地，在沒有23條的情況下，外國勢力與港獨分子在毫無威脅之下肆無忌憚，令人不得不以強硬回應。
因此，我不會奇怪，李飛主任特地來港提出要訂立23條。當然，有些人認為，香港在過去五年，社會戾氣很重，質疑現在是否適當的時刻訂立23條。然而，想深一層，那一刻提出23條，那一刻就會是極具爭議的時候，是董建華、是曾蔭權、是梁振英抑或是今天的林鄭都沒有分別。提出23條，可以令社會爭論對立；但如果處理妥當，將社會矛盾緩和，努力溝通，也可以是亂局的終結。
所以，今屆政府主張走和諧中間的路線，是否應該避免觸動這敏感題目？是或不是，如果真的抱持開放中間之態度，團結更多的人去認同23條對香港穩定的重要，效果及功績更大。很難嗎？當然，但特首不是要迎難而上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