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零式抗疫：「愛國者治港」的關鍵測試

香港進入第五波疫情爆發期，外部輸入與內部社區傳播疊加。抗疫路線在堅持「動態清零」的同時受到「與病毒共存」之西方模式的負面影響與牽制，導致整個抗疫體系與執行邏輯的左右搖擺和漏洞頻現。疫情蔓延肆虐已有兩年，香港仍未達到與內地通關的防疫標準，而澳門早已實現。疫情防控上的港澳差異，也折射出「一國兩制」在港澳實施的分野與分別。

即便香港的特殊性與現實困難很大，在戰略和政治上也仍然需要以「動態清零」為基準目標，果斷執行，全社會動員，以與內地通關為首要目標，否則可能在「一國兩制」下半場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進程中掉隊。香港走出抗疫困境，需要從國家抗疫模式中真誠學習和精準借鑑，並善用「一國兩制」框架獲得國家支援和內地有關城市的直接援助。

香港疫情破防之因

香港疫情破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涉及政府、制度、社會、文化以及與西方關係等多個層面。

其一，政府管治方面，政策制定者與執行者並未真正理解和堅定執行「動態清零」政策，出現了政治正確與具體執行的脫節。這裡存在香港「AO黨」對國家抗疫模式的誤解與抵制，以及對西方抗疫模式的迷信和盲目追隨。這表明香港公務員體系尚未達到真正的「堅定愛國者」的賢能政治標準。

其二，從制度上看，港府儘管制定有較為嚴厲的管控措施，但未能嚴格到確保「動態清零」的完備程度，更留有包括國泰機組在內的輸入性風險漏洞，實際的社區執行層面以及健康碼的系統運行層面也都存在漏洞。這些漏洞造成香港防疫體系不能做到健全和完整，不能持續有效支撐「動態清零」目標的實現。

其三，從社會來看，一般精英和部分民眾偏向個人自由價值觀和西方的「與病毒共存」模式。他們心理上更願意與西方通關而不是與內地通關，甚至由於民主運動與本土攬炒的嚴重挫折而催生與內地「長期隔離」的幽暗心理和政治幻想，對疫情封關存在政治化想像和利用。社會不夠自律以及與內地互動不足，造成通關意願的分裂。

其四，從文化及與西方關係來看，香港社會對國家抗疫模式的文化合法性與人權合法性存在疑問。他們內心深處受到海外有關中國抗疫批評性話語的扭曲影響，害怕嚴格按照「動態清零」方式與內地通關會喪失隱私權、自由權以及與西方世界脫鈎。對追隨國家抗疫模式的種種自由代價和體系整合風險的想象和誇大，從社會政治心理層面妨礙了香港民眾積極配合抗疫，而放任自由散漫的日常習慣，不能顧及他人和整個社會的共同健康和安全利益。

這些因素有香港文化與制度傳統的背景，也有現實的管治層和社會面的因素，表明香港尚未走出殖民遺產和社會撕裂背景，尚未凝聚起「愛國者治港」的充分共識與基礎。

國家抗疫的真正優勢

香港社會對國家抗疫模式與優勢的理解和認同是缺位的，甚至是扭曲的。正確理解和認同國家抗疫模式，是香港借鑒轉化國家抗疫經驗的關鍵。

國家抗疫模式的根本特徵是「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命運共同體模式，並基於這一模式產生了「動態清零」的整體防控體系。

其一，「一方」指發生嚴重疫情的某個地方，「八方」指疫區之外的國家的其他地方，它們共同組成了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也就是「一國兩制」的「一國」。「一國兩制」是有機整體，不是割裂的分別存在，故疫情防控方面存在中央支持、指導和監督的權力空間，也存在香港對標和引入國家抗疫模式的正當性。「一國兩制」的本質是「一」，運行上有「二」，是辨證統一的整體。喪失國家整體觀和共同體倫理基礎，就無法理解和轉化國家抗疫的智慧與經驗。

其二，國家抗疫以全體人的生命健康與安全為最高價值和最大人權。國家抗疫堅持不拋棄，不放棄，不犧牲任何一部分人的生存權和健康權，要實現的是人與人的命運與共和互助共存，而絕不是「淘汰部分人」的與病毒共存。這在道德價值和人權合法性上是高於西方抗疫模式的。

其三，國家抗疫以黨的領導統籌、政府應急管理、社會自律互助以及大數據技術的精準運用為主要元素，具有高度的治理文明內涵。國家抗疫是政治文明、制度文明與技術文明的有機結合，推動整個國家在抗疫過程中結成更加緊密的命運共同體，其結果不僅是全體人的健康安全的系統人權得到了最優保護，而且整個共同體的相互信任與團結得到了結構性增強。這與西方抗疫模式下的社會撕裂、政治操弄以及踐踏淘汰部分人生命的模式形成強烈對比。

其四，動態清零實現疫情防控與經濟民生可持續的平衡，最大程度維持基本生產和民生保障水平。疫情無法清零，經濟生產就無法恢復正常，民生也就無法得到有力的保障。「動態清零」始終是手段，是實現疫情條件下經濟民生可持續的必要條件。中國抗疫不僅做到了動態清零時間越來越短，成本越來越低，而且實現了對經濟民生不利影響的可控化與最小化。

西方媒體渲染中國抗疫成本高昂，侵犯「自由」人權，實際上是使用了錯誤的計算方式，沒有看到動態清零是痛苦一時，但可獲得長期的可持續恢復與發展。相反，西方的與病毒共存意味著持續淘汰部分人、社會對立衝突以及經濟民生無法有序恢復。直觀比較中美抗疫的各方面影響即可明晰這一點：疫情兩年，中美經濟總量更加接近，中國人民幸福感和安全感持續上升，中國對全球抗疫的貢獻得到公認，實現了綜合平衡與可持續發展。中央媒體提出「動態清零」要算「民生帳、長遠帳、總體帳」，是有科學道理的。

以香港不能動態清零及不能與內地通關來算帳，收益無非是全社會鬆懈躺平，以及與西方冒險通關，任由病毒肆虐，幻想群體免疫，但實際代價是多方面的：淘汰部分人，包括老年人、邊緣人群和其他有基礎疾病的各年齡段人士，這是嚴重的人道與人權代價；經濟民生困頓，許多行業和人群持續遭受就業、收入和生活痛苦；戰略上無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融入大灣區，對接前海方案，以及北部都會區的實質性啟動，都將無限期延誤，香港在「十四五規劃」中的基本目標將大打折扣。這樣的香港可滿足「AO黨」、本土派等與西方的利益連接和價值認同的需要，但付出的是香港多數人利益及未來發展前景的長遠代價。香港抗疫到底走哪種路線，實際上成了香港前途與命運選擇的重大課題。

愛國者治港的關鍵測試

第五波疫情仍在持續發展中，深圳灣口岸入境人群洶湧，隔離酒店難尋。香港的抗疫必須擺脫對西方模式的迷思和迷信，特區政府和全社會必須緊急動員起來，學習借鑑國家抗疫「動態清零」的真經驗，尋求中央和鄰近城市的有力援助，打贏這場疫情反擊戰。

應急抗疫也是對「愛國者治港」的關鍵測試。「愛國者治港」不僅要實現政治忠誠，還必須實現賢能治理，真正讓中央信任，讓香港民眾信任。疫情防控一波三折，政府官員三心二意，社會動員參差不齊，對西方影響和壓力不敢拒絕，對通關之民生與國家政治的大局觀無動於衷，這些是能力短板，也是責任和視野的短板。夏寶龍主任在年初立法會宣誓就職後提出了「五點希望」，進一步坐實了「堅定愛國者」的管治者倫理和責任內涵。而抗疫，就是最好的考題，涉及民生、管治能力、國家戰略以及社會動員等方面，是「愛國者治港」的正名之戰，驗收之戰。

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動態清零需要以特區政府為首要和主要責任者，中央和內地其他城市提供來自「共同體」範疇的各式支援，共同目標是疫情清零和可持續通關。今年是香港回歸25周年的歷史時刻，是「五十年不變」的中期時刻，是「一國兩制」下半場的啟幕時刻，是中共二十大的里程碑時刻，也是「愛國者治港」定型展現的檢驗時刻。這是最關鍵的綜合性測試，將深刻影響和塑造「一國兩制」下半場的基本管治秩序、制度信心、社會認同度與發展前景。

撰文：田飛龍(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法學博士，曾訪學港大，長期鑽研香港法政，著有《抗命歧途》等多部著作，對「一國兩制」頗有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