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對新型手機興奮不已，有人熱切期望新款電腦遊戲或新上映電影，我自己就對武漢肺炎充滿好奇，從學術角度，這是我作為公共衛生獸醫的研究範疇，也因為我喜歡從人類學角度研究人類的行為。
武漢肺炎是我第八次見證源於動物但對人類影響更深的大型疫症。我第一次見證的疫症，是當年仍在英國修讀獸醫，瘋牛症肆虐全國，我跟同學吃的廉價漢堡包可能來自那些瘋牛。第二次是1997年，我畢業一年後便遇上H5N1禽流感。第三次又是禽流感，我跟政府同事撲殺100萬隻雞，關閉活雞市場令本地雞場倖免於難。
2003年，我無法親身見證沙士，因為我在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獸醫學院修讀流行病學碩士課程，目睹新城雞瘟在加州爆發，我也算是頭頭碰着黑。2009年，我們有豬流感，2018至2019年是非洲豬瘟，2019年至2020年則是武漢肺炎。
人類從這些疫症學懂了甚麼？坦白講，一無所獲。我們有沒有因為這些疫情更加進步？不見得。我記得2003年，香港在沙士後推出「全城清潔大行動」，最終如夢幻泡影一場。
香港人自發戴口罩令人稱頌，但全世界目睹我們搶購白米、麵食和廁紙，可見我們的社會如何脆弱不堪。人類理應理性與感性並重，但忽然變成驚弓之鳥，社會就難以維持下去。武漢肺炎是相對上較輕微的流感，因此最近的人類行為更難解釋。
人類理應在困難時彰顯光輝，如今只見人類跟動物世界一樣互相爭奪。也許，我應對這些人更加同情，畢竟我是研究動物行為的獸醫。有些人認為人類是萬物之靈，不會做出類似禽獸的行為，也許如今我們可以放下這套自大理論了。
城大動物醫學院總監/周五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