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香港的動亂令許多人憂心忡忡，心情備感苦悶，無不期待社會能夠儘速回復平靜。從許多國家地區發生的社會與政治變遷實例中，我們不難發現作為社會優越族群的菁英，似乎無力協助解決社會的困境。原因之一在於管治菁英與社會其他菁英之間存在認知、溝通與合作上的斷裂，導致變局的風險管控只能由管治菁英獨攬，而後果則由全民共同承受。
社會菁英階層理應為公眾利益服務，他們有能力也應該在解決社會矛盾的問題上扮演更多積極的角色。然而，在社會深層矛盾形成的過程中，大量的管治菁英和社會其他菁英族群基於諸多原因，往往未能及早阻止這些矛盾的產生並加以解決。私利、權力、專業和智識的傲慢或許都是主因，而其結果往往誘發更多的社會反動，形成非菁英群眾對菁英族群的挑戰。
當然，將社會變遷的困局完全歸諸於菁英對社會矛盾的漠視或無力介入，並不盡然公平。但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國家地區出現反智或反菁英的現象，卻是值得注意。這種反智現象並非現在獨有，早在1963年美國學者李察．霍夫士達特(Richard Hofstadter)即在其所著《美國的反智傳統》(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一書中，指出美國長久以來即存在著反智傳統。該書不僅讓我們理解到像特朗普這類非典型且隱含反智政策路線的總統為何能夠受到選民支持，也讓我們進一步深思，一向「崇尚智識」(「尚智」)、重視培養專業菁英的香港社會，為何在解決草根群眾的需要和化解深層矛盾的問題上，顯得弱化與無力？是否我們的社會結構與文化變遷已經逐漸形塑尚智菁英成為另類孤立的群體？社會的本體是否已經不再信賴尚智菁英作為政治與社會發展的主導？
許多社會運動或變遷都帶有反智的成分，而反智往往促成民粹主義的發展。但反智、反菁英並不盡然都是負面的，因為反智者能夠從更現實、非專業的角度來思考與面對社會與政治問題，對於與社會底層脫節的菁英族群來說，或許具有暮鼓晨鐘的效果。面對這股反智浪潮所及本地困局，尚智菁英恐需要更多的省思。
香港恒生大學協理副校長及傳播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