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情原先並不仇視商人，亦不見得特別針對地產商。有一段很長的時間裏，李嘉誠先生被民間譽為「超人」。不單是民間羨慕的對象，有些父母甚至會勉勵子女，長大後要以李嘉誠為榜樣。李先生當時並沒有因為靠地產發達而受到排斥。
當年的香港人，絕大部分都是來自大陸的難民。他們即使不是地主或資本家出身，亦見過大陸如何鬥資本家，鬥地主。他們深深地體會到，因為一個人有錢有資源就視之為壞人、罪人，並加以鬥爭與逼害，是錯誤的、愚昧的、殘忍的、不正義的。他們之所以選擇來香港，就是因為香港保護私有產權，做生意成功的人，可以保有自己賺回來的財富，而且可以在社會上受到尊重，不會受到排斥。這種環境鼓勵了不少香港人不怕風險，不辭勞苦，立志創業。香港能夠在經濟發展上取得這麼高的成就，亦與這種環境有莫大的關係。
但自從中國收回香港的主權，在香港推行一國兩制後，香港社會突然冒出了一股民粹主義思潮，把社會上的種種不幸，都歸咎於無良商人，尤其是地產商。他們為地產商扣了一頂帽子，稱之為地產霸權。
我曾與一些自命為公共知識分子的人辯論，問他們：地產霸權有甚麼具體內容？地產商如何取得這種霸權，這些權力與其他商人，以至普通市民擁有的權力有甚麼不同？為甚麼稱之為霸權。這些所謂「公知」，根本不願正面回答我的問題，他們只是說，社會上有這麼多人認為有地產霸權，就是有地產霸權；既然有這麼多人都認為社會上的種種不幸都是地產霸權造成的，那大家就有權對地產商進行口誅筆伐。
這些公共知識分子，很多都在大學裏有教職，或在社會上有公認的專業地位，我沒想到他們會一時間變得這樣不講理，思維邏輯與紅衛兵的無多大分別。起初，我想來想去都想不明白。後來，我看到香港社會的情況逐步改變，我才意識到，攻擊地產霸權，可以在社會上發揮甚麼作用。
首先是商人的形象大幅滑落，年輕人多從事專業工作，卻不願意做商人。我的商界朋友，很多都找不到後人繼承他們辛苦創立的事業。香港的企業家精神愈來愈淡薄。香港的生產力被新加坡超前。
此外，年輕人會覺得自己的人生前景已被地產霸權吞佔，自己無論怎樣努力，也不會買得起樓。他們對社會沒有寄望，逐漸變成反社會。
另一方面，公務員系統也逐漸對地產商有歧見，為免被指官商勾結，他們會增設關卡，去審查地產商的項目，導致地產商的建設能力大減，住屋問題因而進一步激化。最後連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也備受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