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資具隱藏成本青年低技術勞工受苦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昨日接納最低工資委員會建議，將法定最低工資由每小時42.1元調升至43.1元，增幅為1元或2.38%。然而，調整背後隱藏著容易被忽略的經濟成本，尤其對低技術勞工和青年就業者而言，可能帶來深遠的負面影響。

最低工資的本質是透過法律強制提升工資下限，但並不能提升勞工的生產力。當僱主面對更高的勞動成本時，其理性選擇往往是減少僱用、縮減工時，或更傾向於聘請生產力更高的工人。紐約大學經濟學家約翰·霍頓(John Horton)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的一項隨機對照實驗研究，清晰揭示了這一機制。實驗發現，實施最低工資後，雖然受僱工人的工資上升，但整體僱用人數減少、工時下降，且企業會明顯轉向僱用效率更高的員工。霍頓的研究指出，工時減少的個案中，近一半緣於企業以高效員工替代低生產力工人。最低工資的隱藏成本，是犧牲最弱勢勞工的就業機會為代價。

這一機制在香港的勞動市場中已有跡象。近年興起的「兩餸飯」快餐店，其經營模式要求員工在小型店舖內同時處理烹調與銷售，對員工的綜合能力要求實際上比傳統連鎖快餐店更高。這類店舖受歡迎，部分原因在於其能以相對高效的人力配置滿足需求。反觀依賴較多基層員工的上市連鎖快餐店，人力成本佔營運開支比重已相當高。若最低工資持續調升，這類企業將面臨更大壓力，可能透過精簡人手、提升自動化或關閉效益較低的門店來應對。最終，原本在這些場所工作的相對低技術員工，反而會首當其衝面臨失業風險。

青年勞工是另一個容易被政策傷害的群體。經濟學家David Neumark與Peter Shirley在2021年發表的統合分析，彙整了自1992年以來關於美國各州及地方最低工資調漲影響的研究。他們發現，近八成(79.3%)的研究指出調漲最低工資對就業有負面影響，對青少年、年輕成人及低教育程度者尤其明顯。近期本港15至24歲青年失業率達9.6%，遠高於整體平均的5%，其中15至19歲組群的失業率更高達18.3%。這些缺乏經驗的「職場新鮮人」，正處於需要累積技能和履歷的階段，最低工資上調使得僱主更不願意承擔聘用和訓練他們的成本。

僱主面對成本上升，除了調整用人策略，亦只有將成本轉嫁。學術研究指出，企業可能透過提高產品或服務價格來消化更高的工資開支。這意味著，基層市民不僅作為勞工可能受就業衝擊，作為消費者亦可能承受物價上升的壓力，從而抵銷甚至超過其工資增長帶來的好處。按香港現行「一年一檢」的機制，最低工資未來可能持續疊加調整。長此以往，累積的勞動成本上升將會逐步削弱本地企業，特別是勞力密集型行業的競爭力。

最低工資政策的初衷是保障基層收入，但勞工的內在價值並不會因為強制的法例而提升。在市場的理性調整下，最終承擔代價的，往往是政策原意想要幫助的那些人──技能最低、經驗最淺的勞工，以及正在尋找人生第一份工作的青年人。真正的扶貧和促進向上流動，或許更應著力於鼓勵運用科技提升生產力，勞工也需要適應時代的轉變，而非單純立法抬高工資價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