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官員說，反修例示威帶有顏色革命的特徵。
顏色革命的特徵之一，是有外國勢力特別是美國勢力的介入。對於這一點，美國政府從來直認不諱。前任美國駐港總領事楊甦棣(Stephen Young)曾經自豪地對我說，他擔任美國駐吉爾吉斯斯坦大使時，美國協助推動了當地的顏色革命(「鬱金香革命」)，推翻了獨裁的阿卡耶夫政府。據美國紐約時報當時報道，反阿卡耶夫的示威行動，得到美國政府和非政府組織的資助和支持。
或許不是每一場顏色革命都有美國插手；可是，對於香港這一場反修例風波，美國政界，包括政府高官和國會議員，都高度關注，多次高調發話。美國的顏色革命專家們如果袖手旁觀，甚麼都不做，怎麼向美國政府交代？
外力介入 奪取政權
顏色革命的另一個特徵，是以奪取政權為目的。但是，香港和所有發生過顏色革命的地方不同：香港不是一個主權國家。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都知道，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沒有人可以把香港從中國主權下分離出去，沒有人可以在香港扶植一個與中國政府對抗的政權。美國和所有在香港有利益的國家都明白，香港維持「一國兩制」對他們最有利；他們也明白，中國不會容許在香港出現特區政府不能控制的、威脅中國主權和安全的局面，一旦出現了這樣的局面，「一國兩制」的方針政策便可能要改變，這是他們不會願意見到的。香港「攬炒」，對他們絕對沒有好處。
那麼，美國或者其他外國勢力如果要在香港推動「顏色革命」，目標會是甚麼呢？他們會希望達至怎樣的終局呢？
或許這樣一個局面對他們最有利：香港的政治狀況未至超出中國政府可以容忍的底線，香港維持「一國兩制」對中國仍是利多於弊；但是，香港社會要維持普遍的反共拒共、親西方的意識和情緒，令反對力量繼續得到足夠的支持，既可以牽制中國對香港的方針政策，限制香港對中國發展的作用，又可以保障西方國家在香港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同樣重要的，香港要成為兩岸統一的阻力，不要成為助力；香港的「一國兩制」不能失敗，但不能成功至令台灣可以接受為和平統一的方案。
扭轉敗局 唯看人心
反修例示威發展至今，上述的目標已大致達到。即使特區政府依靠警力可以成功止暴制亂，把示威活動壓了下去，也不能舒緩社會上的對抗情緒，不能消除事件對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包括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已經造成的障礙，不能減輕事件對爭取台灣「一國兩制」和平統一造成的打擊。
要有效抗擊港式「顏色革命」，扭轉敗局，必須爭取人心。不論是止暴制亂的迫切任務，抑或保證「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長期目標，成敗關鍵都在於香港市民的人心背向。
如果說，這次反修例的巨大政治風暴，是特區的敵對分子勾結外國勢力搞出來的，這說法即使有事實根據，對解決特區面對的問題毫無幫助。敵對分子和外國勢力要搞你，你是沒法叫他們收手的；問題是為甚麼給他們有可乘之機，搞出這麼大的一場亂子？客觀地、實事求是地去觀察和分析，當會發現，參加反修例示威遊行的人數破了歷史紀錄，是因為很多香港市民對「一國兩制」失去信心，對特區政府的管治十分不滿。這負面情緒，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年年月月積累下來的。絕大多數參加示威遊行的市民，不會覺得自己是受了外國勢力的唆使或煽動，更不會以為參加了示威便可以拿到外國的甚麼好處。你對他們說這場風暴是外國勢力的陰謀，只會令他們覺得受侮辱，令他們更加反感。
社會發展 內因為主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已經實踐了22年，拿今天和10年前比較，或者和回歸初期比較，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對特區政府的支持和信任，是多了還是少了呢？大多數香港市民對中央政府和內地社會的看法是愈來愈正面，還是愈來愈負面呢？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對港人是愈來愈信任，還是相反呢？為甚麼回歸初期經常聽到中央官員說「港事港辦」、「河水不犯井水」、爭取「人心回歸」，近幾年卻不停要強調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警告「一國兩制原則底線不能觸碰」呢？
毛澤東《矛盾論》說：「社會的發展，主要地不是由於外因而是由於內因。」「唯物辯證法認為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孟子《公孫丑上》說：「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如果我們的決策者不是只會「怨勝己者」，把政治風暴的成因歸究於外國勢力的陰謀；而是「反求諸己」，通過風暴揭示的問題，準確找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實踐中出現的矛盾，切實解決，壞事便可變成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