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角力除了被視作是實力之爭外，還被視作為模式之爭。雙方希望透過實力上的比併，去證明自己的政治體制、經濟模式，以及思維系統等更具優越性。用一般容易理解的言詞去說明兩種模式的主要差異，是美國的模式更着重個人的自由；而中國的模式則更注重集體的利益。美國模式的社會結構比較鬆散，以留出更多的空間去容納個人自由；後者的社會結構相對嚴密，以防整體的利益被個人的需要所損害。
自有人類歷史以來，這兩種模式的較量就一直沒有停過，實際上亦的確各有各的優缺點。所以，我原先以為中美的角力是不會一下子可以分得出勝負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現，令形勢的發展變得對中方有利，令中方不但可以領先一局，而且還在一定的程度上，暴露了個人自由主義的貧困。
疫情首先在中國出現，中國政府以社會的整體利益為重，為了避免疫情由武漢迅速擴散出去，中國政府不惜犧牲武漢市民一時的個人自由，切斷武漢市所有的對外交通，並要求市民留在家中，減少病毒在社區傳播的機會。透過中國特有的街道組織，中國成功地令以上的措施得到徹底的執行。經過兩個月的時間，曾經非常嚴重的武漢疫情，就逐步消退了。經濟活動亦逐步恢復正常，社會整體付出的代價遠比西方其他國家小。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面對新冠病毒入侵時，就因個人自由主義的價值觀，有另一番表現。在民眾層面，大多數人拒絕戴口罩，原因很簡單，戴了口罩覺得不舒服；為了個人的舒服，西方人可以不理會醫生的勸告，不顧家人的風險，當然更加不會計較疫情蔓延後，社會整體要付出的代價。
至於西方政府，在疫情初期，大多盡量順應民意，不去干預人民的選擇，不管這些想法是否符合科學原則，待疫情變得一發不可收拾後，才以強制的手段，規定人們在公眾地方要戴口罩，甚至要實行禁足令等。此外，西方政府在追蹤密切接觸者與要求有被傳染風險的人作檢測方面亦欠積極。他們似乎把大部分的希望，寄託在疫苗可以很快有得供應之上。特朗普在競選連任時，還到處承諾，如果他勝出，他不會封城。
美國政府這樣的選擇，導致全國3,300萬人被感染(佔人口十分一)，58萬人失去了性命(比二戰的死亡人數還要多)。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有多，但中國受感染的人數只有9萬，死亡人數只是4,636人。若以死亡人數計，美國疫情嚴重的程度是中國的五百多倍。由於中國迅速控制了疫情，中國的經濟很快可以恢復正增長；但美國經濟則未知何時才可以回復至疫前水平。經此一役，中美角力的形勢變得對中國更加有利。實力變了，作為上層建築的概念，只好跟着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