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作家陳冠中在一次學術研討會中提到：「香港的其中一個最糾纏的論述命題，依然可以用這句話來歸結：『香港往向處去？』」
想不到十年後的今天，這個問題依舊纏繞著我們。
話雖如此，這個問題其實很少人問，有的都只是少數有識之士。上網搜尋「香港往向處去？」，每次總是出了大事，香港陷入重大危機時，才會有人發問這個問題。相比起某某明星出軌，香港的將來沒有成為市民之間的話題的價值。
事實上，我們的字典裡沒有「將來」一詞，我們一向也沒有思考將來的習慣。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那個所謂「搵朝唔得晚」的年代，為了生計，港人努力埋頭苦幹地工作，將來對他們來說太遙遠，思考將來對他們來說太奢侈。
在那個被譽為「黃金年代」的八十年代，香港好像無緣無故發達起來，當時的「短炒」風氣，令港人養成了短視和狹隘的視野。反正時間和地方都是借來的，當然「撈得幾多得幾多」。
那怕是面對著九七回歸，我們就用享樂主義面對前途的不確定性，有能力的大不了移民外國，一走了之。這種心態，就如陳冠中所講：「甚麼都沒有發生。」
香港實在太幸運。每次面對重大危機，香港總是好像能無緣無故復甦起來。那怕面對如金融風暴、沙士、金融海嘯此等重大危機，港人都是靠咬緊牙關、勒緊褲頭，心想只要更加努力就能捱過去。我們養成了「見步行步」、「馬死落地行」、「死馬當活馬醫」的精神。在我們眼中，危機就像沙士，只要捱到天氣轉熱，就會無緣無故消失。筆者並非忽略港人的付出，而是想強調，在我們付出之餘，香港好像總能復甦。這種復甦並非必然，很多城市以至國家，經歷完一次重大危機，從此一蹶不振。
幸運卻導致我們養成了一種壞習慣：缺乏危機感。我們沒有將來這個概念，所有東西都很短暫的。將來對我們來說太長遠，規劃對我們來說太麻煩，太不靈活、太不自由。面對危機，充其量只懂扮去想將來，但一形勢好轉，就不了了之。
港人這種短視充分反映香港的政治環境之中。試想想，建制派常用能讓市民即時感受到的物質利益，反對派則善於挑動恐懼、仇恨及憤怒，這些都是短暫、即時的動員手段。對涉及將來的宣傳，總是起不到很大作用。例如，曾經有本土派嘗試炒作2047年所謂「二次前途」，在短時間內引起過討論，但很快就沉寂下來。可能，2047年對我們來說太遙遠了。
面對中美貿易戰、修例風波與新冠疫情三重打擊，香港正式步入經濟衰退和政治動盪之中。市民叫苦連天，「香港往向處走？」的問題又再出現。香港就如電影《激戰》的對白一樣：「我得冠軍的時候，以為世界是我的。原來世界是不等人的。」
不過，這是一個好機會，反映了市民擁有了一種思考將來的意識。毛澤東曾說：「在一定的條件下，壞的東西可以引出好的結果，好的東西也可以引出壞的結果。」我們能否及時創造出這個條件？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共同努力，梳理過去，思考將來。
但願香港能「經得風浪起跌 必將惡運變好運」。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成員
梁韋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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