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間，香港跟隨內地採取極為嚴厲的防疫措施，導致很多外資公司的海外僱員都不願意來港工作，以致有些外資公司的生意根本無法正常運作，被逼要考慮是否該撤出香港。
我認識一間外資的IT公司，他們在香港與新加坡都有分公司，原本香港的公司比新加坡大得多，連老闆也是長駐香港。但在疫情期間，香港的海外僱員一個個流失，而新加坡的分公司卻可以繼續招聘到新人，變成規模比香港還要大，老闆也改為在新加坡辦公。
時至今天，他們在進行國際招聘時，新加坡比香港的反應依然好很多，差異高達10:1。反映這一役對香港造成的破壞有多大。
海外人士擔心的，不止是被隔離所造成的不便，而是擔心香港會否從此失去自己的特殊性。鄧小平說的五十年不變，不應只剩下「馬照跑，舞照跳」。
中國對香港當然有全面管治權，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本身就是中國管制香港的基本內容，不應把兩者對立起來。回歸後，海外公司絕大部分都願意留在香港繼續發展，就是因為中國能夠兌現大部分承諾，大部分生活在香港的外國人都覺得一切如常，不難適應。
然而，今次香港所採取的嚴謹防疫措施，卻令很多生活在香港的海外僱員感到有點陌生。他們的感覺是社會主義成分好像重了一些，不似是香港公務員一貫採用的手法，反而有點像是內地官員思維模式。海外僱員大部分都覺得不容易適應。
最近，經常聽到政府說，要講好香港的故事。我看關鍵不在於「講好」，而是在於如何「做好」政府應該做的事情。香港之前之所以對海外僱員有這麼大的吸引力，是因為香港比西方國家更資本主義。
香港政府只是「下知有之」，盡量不作為，所以不用抽太多的稅已夠用。政府只是締造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就任由企業與個人各展所長。政府重視保護努力所得多過重視結果上的公平。
然而，最近特區政府愈來愈有為，既想指引經濟，又想扭轉貧富懸殊。結果香港商界又要考慮如何融入大灣區，又要設想如何在一帶一路中尋找角色，還要推動社會走向共同富裕。這些對海外僱員來說，不但陌生，而且有點難以適從。我們想吸引海外僱員來港工作時，實不宜强調。
國家既然想香港繼續行資本主義，就不應把社會主義任務分配給香港去承擔。香港要發揮好自己的特殊角色，關鍵是要成為中國唯一的國際金融中心。若要發揮好這項特殊功能，非要有海外僱員協助不可。因此，特區政府在施政時，不能不考慮海外僱員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