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衝突》是美國學者亨廷頓1993年在《外交季刊》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亨廷頓認為：人類的歷史就是不同的文明為了各自的生存而展開競爭的歷史，勝者有主導權，敗者只好被人支配，甚至會被人清洗、滅絕。
這是一種相對悲觀的理論，因為在這種理論下，戰事難以避免，戰敗者命運可悲，特朗普的思路正是這樣。世界必須避免被特朗普引向演悲劇。
亨廷頓的描述，歷史上的確反覆出現過；但今天世界的環境已出現了極大的變化，悲劇不一定重演。
各地文明的差異，源於地理環境的隔絕，在交通困難的情況下，大家缺乏溝通，差異才會日增。但現在世界已進入互聯網時代，全球正走入一體化。不同的文明體系都意識到，取對手之長補自己之短，比起把對手擊倒，可能是更好的求生策略。
中國以前行公有制，以計劃經濟為主導，個人在生活層面也要處處受制於黨委書記的決定。但現在中國已容許私有財產，個人可以創業做生意，民企佔經濟的比重已愈來愈高。在個人生活上，選擇的空間亦比前擴大了很多。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其實已引入了資本主義元素，與西方文明的差異是在減少，不是在增加。
類似的情況亦在西方出現。西方本來不希望讓國家的行為來主導經濟，但很快就發現市場機制有時亦會沒法發揮作用，結果政府介入經濟的情況愈來愈多。歐洲有一些國家，公營部分的經濟比例，已超越GDP過半。說他們社會主義國家亦不為過。一個更普遍的現象，是西方國家的稅率都非常高。凡賺到錢的，都要把相當一部分交出來，供國家重新分配，這麼高比例的財富會被共產，用來服務社會的整體需要，這還算資本主義嗎？
美國應是對資本主義最為執著的國家；但政府出手救市的次數愈來愈多，且規模愈來愈大。金融海嘯後，聯儲局不但買企業債券，還買企業的股票。規模不比大陸的宏觀調控小。新冠肺炎爆發後，QE的規模倍增。很明顯聯儲局作這類考慮的時候，盤算的都是社會的整體利益，這與社會主義思考問題的方式有甚麼分別？如果美國指其他國家操控匯率，美國不是一樣在操控金融市場嗎？聯儲局操控的是貨幣流通量與利率水平。這當然會影響美元的匯率。
由此可見，任由個人行為去調節整個社會的經濟運作是行不通的。世界已不存在純粹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現代文明都夾雜著一定的資本主義因素，同時亦夾雜著一定的社會主義因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凡是有效益的，大家都會借鑑，都會引用；凡是有壞效果的，大家就會避免，結果不同的文明會愈來愈相近。在互聯網時代，這種互通共融的速度正在加快。大家之間的差異減少了之後，文明的衝突應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