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常聽到有人講「香港仲有冇希望」，筆者也常常思考明日香港究竟路在何方。但是23年來的運動周期及政治劫難已充分證明了香港這個政治巨嬰是無法自我救贖及擺脫宿命的，而這些也只有自我不斷經歷，深有體會甚至元氣大傷之後才能痛定思痛，予以改變。其實在這一過程中北京管的越少，幫的越少，反而對香港成長有所幫助，但政治這個東西真的沒有辦法讓每一個Stakeholders單獨抽離出來，這也就註定了香港的將來依然是一個未知數。
無論是港英時期，香港的高速發展得益於內地「逃港潮」所帶來的人口紅利、及80年代後中國改革開放所帶來的制度紅利；還是回歸之後，一國兩制下國家對香港過度的政策扶持或是內地民企大舉赴港的「上市潮」，香港金融中心的本質自始至終都是政策性的金融中心。但是隨著中國國內整體經濟方針及治理路線的深刻轉變，內地資本外流的空間大幅縮減，也令到香港這個轉口跳板的角色不再明顯。當香港置於內地的作用變得逐漸有限時，對香港未來的宿命，筆者抱有悲觀態度，隨著香港內耗速度進一步加快，其亞洲金融中心的地位終將會讓位於獨立主權國家新加坡。可能香港成也內地，敗也內地，畢竟當年解放戰爭時期及之後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政府遲遲不打算收回香港也是基於其政策考量，而非沒有能力收回，但時移世易，這個考量在今時今日的重要性早已不復當年。
產業結構單一、經濟轉型困難、社會民怨鼎沸、政府管治無望，似乎香港已經走入到了一個死胡同，深陷泥沼無法自拔。但更無奈的是在死胡同面前，社會愈加撕裂毫無共識包容，一群只知民主外衣，不知民主精髓，自詡為「高等華人」在這個狹隘城邦裡不斷內鬥內耗，最終令香港只能坐吃山空，失去寶貴的發展機會。回歸23年，香港和內地依然處於兩個平行世界，且今日的香港與台灣一樣不想離內地那麼近，但也無法離內地那麼遠。外用「民主」，內用族群，伴隨中國內地的崛起，「高等華人」們只會將其高人一等的優越感從經濟轉移到政治價值觀上，甚至愈發強烈，繼續與內地保持隔膜，自封在城邦裡。
誰也無法想到一個反修例運動會徹底改變香港，無論是香港內部社會重建遙遙無期，社會撕裂仇視以致三萬警察集體轉藍上升為國家機器維持治安；抑或是中央治港方針愈加強硬，不在秉持「井水不犯河水」的中庸思維，意在凸顯主權與治權的高度統一；還是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加強對香港的制裁令到香港元氣大傷，在這場中西代理人之間的鬥爭，香港始終都只是一個受害者。雖然我們無法強求香港在家國大義上做到與整個中華民族休戚與共，但是我們也未曾想香港至今依然是全球反中反共媒體資訊信息的生產基地及傳播樞紐。鄧小平在1982年提出要防範有人「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而如今的香港卻真的成為了一個脫中反中、罵共反共的橋頭堡，雖然鄧先生也允許香港人繼續罵共產黨、罵中國，但是當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將言語上的行為轉換成有組織的行動時，威脅到中央的統治及國家主權統一這一內地大忌時，北京就絕對不會再繼續讓步，也就註定了香港的未來之路將會無比崎嶇。
黎明將至前的黑夜最為黑暗，但恐怕很多人在未迎接黎明前便已死在黑夜之中。香港明日如何掌握在自己手中，23年來的發展脈絡已充分證明香港與北京之間是有一個平衡所在，香港怎麼做，做的甚麼樣，北京才會予以態度及行動，北京也只是希望香港在香港人的手中能夠繼續發揮獨特的角色，幫到內地繼續發展，畢竟在全中國眾多省份之間的治理與博弈中，北京根本就無暇理會香港的治理情況，除非香港真的威脅到中央大忌時，北京才會重拳出擊。可惜，香港沒有所謂的政治家，也沒有大多數能夠看懂北京信號的人，更加無奈的是今日香港於中國的定位，對於北京的作用越來越小時，明日香港究竟如何，真的只有見步行步。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成員
李宇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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