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在政府、大學和智庫之間游走，見盡旋轉門內外風景，討厭標簽口號,熱愛貼地研究。現任一國兩制青年論壇召集人
有朋友笑說我可能是參與過最多香港智庫的人。事實上，從中央政策組全職研究員開始，十多年來，與大部分具規模的智庫都合作過，到現在作爲新智庫的創辦人。由我寫這個題目可能有少少說服力。
智庫的定義人言人殊，有些只定期在專欄寫文章但不做政策研究的也自稱智庫，令人失笑。智庫的核心價值是對政策的影響力，但香港的政治制度既非西方政黨輪替的模式，也非像內地般由執政黨領導國家，而是實施行政主導的特別行政區。簡單來說，就是問責團隊和公務員始終是制定政策的核心。香港的政務官師承英國的公務員制度，加上長期的所謂「積極不干預」政策，這群精英慢慢培養了「重論據不重數據」、「 重市場忽視長遠規劃」、「重顧問研究輕學者智庫」的傾向。智庫的規模無論是大是小，它們在機制上與政府幷沒有建立密切關係。簡單地說，政府可以聽，也可以不聽。
因此，香港的智庫與西方國家相比，發展是比較遲緩的，甚至不如內地。2015年，中央宣布成立首批25個國家高端智庫，除了增撥資源，這些智庫的研究成果也順理成章可以直達中央。
智庫的研究除了論據和數據要扎實、建議要切實可行之外，更重要是得到社會和决策者的認同。然而，香港智庫資源不多，有能力聘用10名或以上研究人員的寥寥可數。此外，大部分智庫都走「小而全」的路綫，對各個政策都有研究，但深度不足；願意和有能力花較長時間在個別政策深入研究的甚少。
在歐美國家，智庫會把相當多資源放到倡議(Advocacy)的工作上，倡議簡單來說是把作爲 「産品」 的研究成果向潜在「客戶」(即持分者)推廣。「客戶」不需要真金白銀「購買」智庫的研究報告，只要認同智庫的觀點(buy-in)，並向决策者(包括政府和政黨)反映，已經算是成功的第一步。
智庫另外一個功能是政治人才的培養。「政治」和「政策」既密不可分，但兩方面人才所需要的能力又不一樣。在歐美社會，智庫主要是跟政黨和商界挂鈎，政黨和商界需要智庫作爲其「大腦」，智庫也依靠它們生存和發揮其影響力。發展成熟的智庫也被稱爲從政人士的「旋轉門」，在從政之前先鍛煉政策研究能力，在從政以後則帶著政治實戰經驗回到智庫，可謂「進可攻，退可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