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儒家的說法，「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語》。意思是說，一個社會，若以政令來管理，用刑罰來約束，人民或許可免於犯錯，但未必懂得羞恥。他們只是害怕被罰，才避免做出某些行為，而不是在內心中已建立起自己的道德價值觀。所以孔子主張，人的行為應以道德來引導，以禮法來約束，那人民才會有人格和操守，可以自行判斷該作怎樣的行為。
我年輕的時候亦甚信這一套。但後來發覺，中國人經過二千五百年的儒家學說薰陶，依然不太文明，有時甚至不知廉恥。這除了是因為中國的物質條件較差外(衣食足而後知榮辱)，泛道德主義亦容易令人講一套做一套。制訂社會道德標準的人，多傾向從高處著眼；結果普通人不可能事事都做得到，社會於是養成言行不一的壞習慣。
西方的法治社會把道德與法律的關係分得很清楚。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道德標準，大家各自修行；但不會對別人有道德上的苛求。當然，社會有一套大家都需要遵守的道德要求。社會把這套最起碼的標準立法，在法律面前，沒有人可以例外，不像中國，連刑也可以不上大夫。
另一方面，法治社會只管人的行為，不管人的思想。社會只會嚴格執法，但不會作太多的道德宣傳。我七十年代中出來做生意的時候，沒有人講商業道德問題。因為，做生意要賺錢乃天經地義的事情，只有大陸才會要求人民大公無私，要學習雷鋒好榜樣。
資本主義得以興起，「喀爾文主義」居功至偉。這種主義認為，做好生意不但可以服務人群，還可以侍奉上帝。這套理念令商人可以在毫無負罪感的情況下全力以赴，以謀取更高的利潤。
不過，近年西方社會出現了一股很奇怪的現象。就是社會上出現了一批公共知識分子。他們十分熱衷於要求企業在營運的時候，也要講商業道德，不可推卸自己應有的社會責任。有人甚至以亞馬遜的商業定位做範例，實叫小生意人無所適從。
亞馬遜是全球市值最大，競爭能力最強的公司。他不難承擔多一些社會責任；但一般小企業，平常連生存也有問題，怎有能力去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小企業會覺得，如果社會覺得必須這樣做，就應該立法要求大家都這樣做。而不是某人按自己的條件做了之後，就叫其他人都得跟著做。這不是法治，這變成泛道德主義。
我其實並不反對企業家有社會責任感，關鍵是這種責任感應該是自發的，而不是靠外在的社會壓力。尤其是當社會矛盾激發時，責任首先應由政府來承擔，而不是叫企業出來裝點門面。美國政府自己退出巴黎氣候協議，亞馬遜轉用多少部電動車也不管用。